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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情緒支援:保障求助者「私隱」行先—— 以《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與《實務指引》為依歸


警方在71示威者闖進立法會大樓後展開大搜捕,社會上下瀰漫白色恐怖,年輕人情緒備受困擾,不少出現了負面甚至輕生的想法。
 
有見及此,不少社福機構以至民間自發的社工同業,成立了多條情緒輔導專線,又或者提供各類型支援與服務,期望可以在這嚴峻時刻盡一分力。不過,在這一刻,曾不同程度参與「逆權怒潮」的年輕人,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害怕洩露個人資料與身分:即使對於社工或輔導人員,也難以百分百信任,擔心萬一被舉報,要承受嚴重後果。
 
要挽回年輕人的信心,社工同業必須要回到專業中一項重要的核心價值:保密原則與保障服務使用者的私隱。
 
提提大家,《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二部分第7點訂明:

社工應尊重服務對象在保障私隱和保密個人資料方面的權利。

另外因應上述守則制定《工作守則實務指引》12.1點如是說:

若警方要求社工提供有關其服務對象的個人資料,社工應先取得服務對象的知情首肯。在有需要時,社工應作出專業判斷,衡量提供資料會否危害服務對象或其他人士的人身安全或利益。如警方有搜查令,則社工須與警方合作,提供基本及必要的資料,或視乎需要,例如就應否提出申請暫緩該搜查令但又不會阻差辦公,尋求法律意見。

換言之,除非警方有搜查令,社工如要向執法機構披露服務對象的資料,必須先取得後者同意。講得白一點,即使知悉服務對象涉及干犯刑事罪行,法例亦沒有規定我們做社工的,一定要作出舉報。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警方有搜查令,社工也只須提供基本與必要的資料,而何謂「基本」或「必要」,這當然涉及主觀判斷。不過很多時要看同業是否懂得「執生」。例如,即使我們知道服務對象的行踪?是否須要向執法人員披露?聽到服務對象在現場的經歷,是否需要白紙黑字寫低留下記錄?至於將服務對象整個case file(檔案)交給警方翻閱,更明顯是超越了「基本」或「必要」原則。 
 
最終,若同業們還是不清楚「是否要披露」或「披露幾多」的話,可以先尋求法律意見。而事實上,上述實務指引亦訂明,若我們認為披露資料可能損害服務對象的權益,是可以向法庭申請者暫緩或撤回有關指令,又或者收窄指令涉及的範圍(實務指引12.2點)。
 
當然,若有充分證據顯示服務對象或其他可能受其行為影響的人士,其人身安全正面臨迫切又嚴重的危機時:例如社工知悉服務對象有自殺或傷人的想法及計劃、並即將付諸執行,有關保密原則自然也不再適用,社工有責任採取必要措施通知第三者,確保相關人士的安全。這是業內一貫的做法,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實務指引7.4點)
 
寫到這裡,嘗試就上述內容作一個撮要:
 
社工是否要向執法機構或第3者(如醫護人員)披露求助者的資料?
 
1)   如有搜查令,社工只須提供「基本」或「必要」資科;
2)   如沒有搜查令,主要考慮服務對象或他人的人身安全是否正面臨迫切危險;
3)   是否得到服務對象同意;
4)   就要求披露的資料範圍尋求法律意見,盡可能收窄該項指令涉及的範圍
 
我期待提供支援的部門與團體,包括社會福利署,向求助的年輕人提供明確的私隱保證。而同業也應該明白,只要有一、兩單「篤灰」事件,整個社福界的信譽將會破產,與一整代年輕人決裂。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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