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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社交媒體對社運的影響


【撰文:潘嘉樂】
 
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未因為政府宣布暫緩審議而告一段落,反而抗議的聲音依然散落於不少政府部門的辦公地方,企圖阻礙政府運作,增加管治成本,從而爭取包括政府和國際的正視。從單一事情中,預示了特首林鄭月娥的管治在餘下任期內,施政定必受其餘波而牽住鼻子走。另一邊廂,前特首指出最近連番的抗議源於通識教育的失敗。筆者對此不敢苟同,與其指責通識教育的不足,倒不如了解今天社交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力,動輒能號召數十萬市民上街表達立場。社交媒體本屬中性的工具,但其「雙面刃」的影響在面對近期本港多次大型社運中,更為突出,不但影響因為不同政見所導致的人際關係,亦會因為部分參與者接收了被自動過濾的資訊,立場盲目偏向一方漸漸走向極端,從而消耗主流民意的支持,恐怕最後付出過的汗水被浪費。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引發多場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參加者都是透過社交媒體動員。周滿鏗攝

社交媒體能維繫人際關係,正因為無遠弗屆之便,不同聲音便能夠得以交流。曾有機構進行調查發現[註1],年青人透過社交平台,比成年人更容易互相取得信任,從而令各自想法得以支持。然而,個人主義亦因此變得更明顯,在學術界指出此後果為「排他性」(excludability),標籤了其他「異見」人士,例如「港豬」、「廢老」和「暴徒」等,令雙向溝通趨向單向,甚至出現大規模的網絡欺凌,「起底」和「公審」成為大型社會運動後,另一場在虛擬世界的抗爭。結果,運動本身的立場被小部分激進人士而扭曲,脫離大眾期望。
 
同時,社交媒體已經成為社會運動中號召成員的主要途徑之一。美國有民調機構就社交媒體的政治環境進行研究[註2]。約4600名的受訪者中,有八成都同意社交平台能加強自身對切身議題的參與度,更有逾七成相信有助市民對政治議題帶來多方面的討論。然而,各大社交平台有各自的演算法,即針對個別用戶的過往瀏覽的喜好而推送相關帖子,從而延長他們逗留在其網站的時間,增加廣告的曝光率,即意味用戶接收的信息不知不覺地變得單一立場,在長期接收價值觀相近的聲音下,造成社會上的意見容易變得兩極,形成「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最終,社運在意見極端下,形成兩大敵對陣營,在「非友即敵」的氣氛下,「和理非」的社運基本原則被忽略,亦破壞社會秩序。
 
總括,筆者認為思考如何正確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比討論通識教育的成效來得重要,畢竟學校的知識本屬理論而已,僅為年青人踏入社會前的導論。當前社交媒體在主流社會的巨大影響下,社運人士應避免令運動過分分散,集中固定抗爭目的和地方。同時,不必要的標籤應停止,恐造成社運的性質變得失去理智。另外,政府如何利用社交平台向大眾解釋立場,與主流思想接軌比期望雙方皆有政治讓步的動機來得實際。

註釋:
[1] 香港青年協會(2014) 「青年使用社交媒體危機」調查報告
[2]Pew Research Center (2016)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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