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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3年前遭警毆 今眾籌告一哥:投訴機制行之有效?講大話


近日的警民衝突場面,在香港人腦海中揮之不去。警察阻礙採訪、襲擊辱罵,前線記者悲從中來。2016年曾遭警察毆打的時任明報記者鄧先生,近日感受特別深。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衝突期間,鄧先生遭多名沒帶委任證的警員圍毆,被多間傳媒拍下片段。之後,鄧先生試過循警察投訴課、監警會這些官員口中「行之有效」的機制投訴,希望討回公道,但最終得出結果是「無法追查」及「無法完全證明屬實」。今年2月,他眼看現行機制之路走到盡頭,決定循民事入稟控告警務處處長,追討人身傷害賠償。7月初,鄧先生申請法援被拒,有感民間正關注警方濫權,加上公民社會正集氣,他於是向香港記者協會建議發起眾籌,支援包括他在內所有工作期間遇襲的記者,應付訟費,目標籌300萬元。

鄧先生仍在傳媒工作,一直低調,過去未有因為遇襲接受傳媒訪問,如今他再次站出來,原來與近日反送中風波的連串衝突有關。鄧說:「昔日眾目睽睽之下襲擊記者,結論係『無法追查』及『無法完全證明屬實』,你而家仲話俾我聽機制行之有效?呢個時候,責任落咗係我到,我係咪要講啲嘢啊?我經歷晒整個投訴警察的過程,等如我做記者,我有責任將我見到事實報道出來,作為一個記者/投訴人,我知道而家啲官講緊大話,用我例子話番俾社會聽:佢哋講緊大話。」

鄧先生說,若他向警方民事索償勝訴的話,將會向警方發出一個有力的訊息:「咩原因都好,警察打完記者係可以當無事發生,呢個係我不能容忍。」

鄧先生三年來一直低調,未有因為遇襲接受傳媒訪問,最初不打算民事索償,是因為不希望站在警察的對立面。周滿鏗攝

訪問當天,記者來到鄧先生家中,沙發旁邊有一本記者用的筆記簿,清楚寫上3年來,由報案當天至今年初正式入稟法院控告的時序。鄧先生向記者娓娓道來,他曾經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實際上如何「荒謬」。

2016年2月9日凌晨約2時,旺角上海街與亞皆老街交界的衝突現場,新聞片段顯示,一名交通警向天開槍。時任明報文字記者的鄧先生收到上司來電,指因為鄧在衝突現場附近居住,希望他前去採訪,但當時他家中沒有反光衣和頭盔等防護裝備,鄧先生只好掛上記者證,帶了一個N95口罩便外出。

大約凌晨3時半,鄧先生欲走上一輛巴士的上層拍攝,之後有傳媒拍到他被警員推出巴士外。他稱,當時一直有出示記者證及表明身分,但被推出巴士後,便倒在地上,被多名警員圍毆(鄧指警方沒有出示委任證),導致頭破血流,事後要到醫院縫針。同日稍後,他到警署報案,案件交由警察投訴課跟進。2016年3月15日,他在律師陪同下正式錄了一份口供,之後警方沒有再找他協助調查。

隨後每隔大約1至2個月,他便會收到警察投訴課一式一樣的信件,內容寫道:「由於需作出進一步調查,本課的調查工作尚未完成,謹此致歉。」鄧先生在明報當過法庭版記者,採訪過2016年旺角衝突多宗襲警、非法集結案的審訊,最令他感到疑惑的,是在庭上看到警方的辦事效率,他說:

同一日發生嘅事,原來可以咁快調查完晒,帶埋上法庭、告埋、審結、判埋坐監,我睇住成個過程。警察認到你件衫就已經可以入到罪,點解我單案,影得咁清楚,有啲人甚至係影到樣,警方一定搵到邊個喺度當更,點會唔知?點解可以仲未查完呢?非常大的疑問。

鄧先生這樣形容:「嗰一刻我好唔明白,但講得衰啲,其實好似又幾明白。」直至2017年3月31日,鄧先生終於收到警察投訴課的調查結果,回覆如下:

指控(一)毆打

於2016年2月10日凌晨大約3時30分,有兩至三名警員在一輛雙層巴士的樓梯間抓住你的頸部及將你推出巴士外。

調查結果:由於沒有充分證據去證明你的投訴及確定被投訴警務人員的身分,故此這項指控被列作「無法追查」

指控(二)毆打

於2016年2月10日凌晨大約3時30分,在你離開巴士後,有六至八名警務人員用腳踢你及用硬物毆打你。

調查結果:本課已綜合所有紀錄、證據和各方就事件所述作詳細分析,認為有若干證據支持,但未能充分證明投訴屬實。故此,本課將指控(二)列作為「無法完全證明屬實」。儘管有關指控被列為「無法完全證明屬實」,本課會將相關事件紀錄並通知有關人員作出適當紀律行動,藉此提升警隊的服務質素,以更能符合廣大市民的期望。

指控(三)行為不當

警務人員在2016年2月10日旺角暴亂期間沒有依照警察通例配合傳媒工作。

調查結果:由於沒有充分證據去證明你的投訴及確定被投訴警務人員的身分,故此這項指控被列作「無法追查」。

鄧先生對警察投訴課的回覆有一大堆疑問:根據什麼得出「有若干證據支持,但未能充分證明投訴屬實」這個結論?調查如何進行?過程中會見了什麼警員?涉事警員的身份、口供是什麼?信中均沒有交代。

根據這個「行之有效」的制度,投訴警察課完成調查後,會把須匯報的調查報告,連同所有調查的相關檔案、文件及材料,提交予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審核。

再相隔一年,2018年6月29日,監警會回覆鄧先生指:「已審閱這宗投訴個案,對調查結果表示同意。」指他可於30日內提出覆核要求。鄧先生表明不滿意結果,於是去信監警會要求覆核。

在等待覆核的過程中,鄧先生經常苦思如何自處,「嗰時會問上帝,點解擺我喺咁嘅位置要做抉擇?點解3年都無結果?」有朋友向他指出,若投訴無門,民事索償的期限是事發3年之內,那幾乎是討回公道的最後方法。鄧先生指,以往不考慮民事索償,是因為不希望站在警察的對立面,「刑事調查的話係警察責任,但民事就唔同,我會係控告方,我唔希望成為新聞主角,因為每次接受訪問都會承受壓力,唔希望因為呢件事而出名,我希望低調做一個記者。」

但他心裏還是有條刺,放不下。結果在2019年2月4日,3年期限之前數天,鄧先生正式入稟控告警務處處長,追討人身傷害賠償。加上同日他收到監警會就覆核維持原判的信件。鄧先生稱:「入稟最重要嘅原因係,如果記者可以俾警察襲擊而不了了之,係威脅緊每一個現場採訪的記者,威脅緊新聞自由。」

3年來,鄧先生的問題未得到解決,香港便踏入風雲色變的反送中6月。6月12日,警方在金鐘用武力清場。商台記者在採訪時雖然多次表明身份,仍遭警員揮棍推撞和辱罵「記你老母!」;一名穿白色警察制服的警員躲在牆後,向身穿反光衣的記者噴胡椒噴霧,然後急腳跑走;外藉記者目擊警員向記者施放催淚彈,之後破口大罵:「You shoot the journalist ! 」引起國際關注。新聞工作者遭警侮辱攻撃的情況,這個月一次又一次出現在公眾及鄧先生的眼前,「我都仲未討回公道,但係我唔想見到嘅事,已經再發生緊,仲有好多單,因為呢個原因,我呢個case一定要推進落去。」

截至7月6日,記協收到至少29宗投訴,記者不滿採訪示威活動時,遭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對待及阻撓。部分投訴個案已交予監警會,再轉交警察投訴課調查,即鄧先生經歷過的那個現行投訴機制。

6月18日,監警會召開記者會,鄧先生在場採訪,他問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警方似乎唔係一次半次,而係有系統性地、整個部隊的制服以至成班警務人員拒絕披露身份,造成調查上非常大的困難,監警會有咩立場?會唔會要求警方有咩改進?」梁定邦回答稱,若情況屬實,監警會一定會正視,「我聽到你哋嘅投訴,分析投訴嘅時候,係將呢個問題,一定會『躉』喺個腦裡面」。

警民衝擊停不了,鄧先生以過來人身份有感而發:「個機制係廢的、(警察)係會無事嘅,如果你係警察你會點做?你咪唔驚囉,你咪放膽去做你想做嘅嘢囉。」、「3年前我咁做(投訴)就係希望唔會再發生啲咁嘅情況,3年後正正見到發生緊。」

7月初,法律援助署通知鄧先生他的法援申請被拒,他眼見當時香港人成功眾籌在海外登報反送中,亦有感民間願意支持記者的工作,於是他委託記協發起眾籌,資助新聞工作者對任何施行暴力者,採取法律行動,包括他的個案。 鄧先生說,有信心他會勝訴,可以取回全數訟費。假如敗訴,眾籌款項能為他支付100多萬元的訟費。

警察和示威者的武力,似乎不斷升級,記者人身安全同樣受到威脅。鄧認為,示威者的訴求不再是針對《逃犯條例》修訂,而是針對制度本身,「當我有健全、行之有效的制度,你投訴完之後會制裁,件事咪完咗囉,佢哋不滿嘅係制度、處理手法,啲人明知係廢,無人信你個制度,而可能佢有朋友、戰友甚至自己被人打,當制度搵唔到出路、投訴無用,咁我(佢)咪以暴易暴囉,的確有人係咁樣諗。」、「你打我(佢),又再大力啲打番你,下次咪又再同你打過囉,呢個惡性循環係走唔出去。」

他認為,要改革制度的根本,是調查投訴警察的機構應該獨立於警方,擁有法定的調查、拘捕和檢控權。「好似貪污,就由廉政公署接受投訴,個機構如果同警方係無關係,咁先至能夠令人信服。」

如今鄧先生頭部傷痕已消失,當日怒氣也消減,他亦明白即使民事索償成功,最終是由納稅人的錢賠償,施襲者卻不痛不癢。但他很明白個人訴求:希望法庭有一個裁決,令社會明白,警察毆打記者是非法、是做錯,還他一個公道,執法者不能濫權,捍衛新聞自由。

截至2019年7月19日晚上11時,香港記者協會保護記者基金 /The Journalist Protection Fund籌得2,847,509元,目標為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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