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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老師移居法國十年欠歸屬感 反送中重拾港人身分認同


移民法國小鎮的中文老師阿茵(化名)已在彼邦工作居住十年,有法籍丈夫,卻一直有身分認同問題。近日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卻令她意外重拾及確定個人身分,更肯定她是屬於香港。

「在外國看香港《逃犯條例》及連串事件,既因為特區政府的傲慢與打壓感到絕望,亦從優秀的年輕一代看到港人光輝的一面,在絕望中找到希望,十分感動。外國報章以頭條報道事件,外國人向我詢問香港的情況,兩者均盛讚港人有公民質素、遊行井然有序,令我倍感自豪。」

「從6月至今一直不停留意事件及各方報道,在外地看難免像隔岸觀火、愛莫能助,然而連串事件後我對香港更有感情,這甚至是自己一直不知道的。以往不覺得有何值得珍惜與留戀,現在才知道原來我的身分認同是真正屬於香港這個地方的;香港是我家,我是香港人。」

阿茵認為,官員傀儡為個人榮辱出賣港人利益,令本來神聖的執法者淪為打壓異己的工具,誤以為港人不敢出聲,港人卻為自己和下一代勇敢爭取。她有感錯在政府,其制度暴力造成身精神心靈傷害,按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這已經是暴力。

中文老師阿茵十年前移居法國小鎮,平日郊遊、看海、喝咖啡,生活恬淡。受訪者提供照片

普教中掀起鉅變序幕

阿茵十年前出走法國,要由香港醞釀普教中說起。

2006年,她任教中文的中學開始進行連串改革,中文老師被告知將於不久的將來以普通話教中文。童年於內地生活的阿茵被安排教授普通話班,其他中文老師應付沉重的教學工作之餘,每天下課後還得趕去上普通話初班,大家生怕若以後不懂普通話便會失去工作,人心惶惶。可惜學校卻態度強硬,不斷提醒老師要合作,否則飯碗不保。說到底這其實是教育局要推出的政策,大勢所趨,學校只是配合政策而已。

一切看在阿茵眼裡,都是荒謬的:「我敢說當時幾乎99.99%的中文老師都沒有學過普通話,如果老師才剛開始學習,又如何以普通話教學?不少老師都是『半瓶醋』,但當局卻不理現實的可行性及成效、又或老師與學生福祉,只為政治服務、霸王硬上弓。試問這對學生又有何益處呢?不是天大笑話嗎?學生的普通話水平,亦不足以用普通話欣賞中國文學。最滑稽的是,古詩本來更接近粵語,現在我們卻要以普通話來學習。」

另外,以往學生寫簡體字會被當作寫錯字,然而由那年開始,學校亦接受簡體字。「我向來跟學生說,繁體字是很有意思的;現在卻要走簡體字的路線,如何說得過去?」

「學校只不斷聽命教育局,而教育局的政策又朝令夕改,不顧學生福祉,教育的意義已本末倒置。不少同事敷衍塞責,有些則為保飯碗而『埋堆』,參與人事鬥爭的多、關心學生的少。老師的工作量亦大得令人透不過氣來,想跟學生談天交流也抽不出時間。」

「去廣東話」、唱國歌與教簡體字的風聲,讓阿茵想起她在內地的經歷。她形容「這個風已經要打過來」,有「山雨欲來風滿樓」、或「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之感。共產黨要抓意識形態,當然不會放過教育與傳媒,中文科更是首當其衝。

2014年雨傘運動法國報章大篇幅報道,阿茵一直收藏並珍而重之。受訪者提供照片

從愛國到跟中國切割

阿茵及家人跟共產黨的糾結,要從1949年以前說起。她的父家與母家都是地主,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被打成黑五類。父母自小學業成績斐然,卻因成分不好而不能上中學,成為兩人一生的遺憾。小孩子被同輩打罵和吐口水是平常事,成人更遭公社打壓逼迫。阿茵外公於50年代獨自偷渡來港避劫,當時外婆肚子裡懷著媽媽,外婆等到改革開放後才來港,媽媽則到80年代中期才在香港第一次見阿茵外公、即她的爸爸。

阿茵70年代初生於內地,在文革尾聲中唸幼兒園,每天帶紅領巾唱國歌和看升旗,學校教的是「毛主席真英明、除四害、為人民」和「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當時少不更事的她,對家人受逼迫的事還是知得很少。80年代中期來港以後,阿茵剛上中學,仍然很掛念內地的同學和老師,喜歡看中文書和聽愛國歌手張明敏《我是中國人》等民族歌曲。

六四槍聲成為阿茵的轉捩點。這位中四女生透過電視機看著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心想,為甚麼會這樣?國家怎麼會殘殺自己的人民?許許多多的問號,讓阿茵想起以往祖父和外祖父所說的逼害。「真是當頭棒喝,我第一次醒覺了。當時我對學生與民運領袖非常尊敬,經常在學校為六四而設的靈堂憑弔。與此同時,我與1949年以後的中國切割了──從此我愛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這塊土地,卻不是1949年以後的政權和國家。」

在大學中文系面試中,阿茵引述艾青《我愛這土地》的詩──「爲甚麽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那正是她當時的寫照。剛入學不久,她便參加了大學的關心中國組織,嚮往到內地山區教書。可是重回內地兩次截然不同的經驗,卻令她感到不是味兒。她曾經眼見偏遠地區人民連吃雞蛋的機會也沒有,全家全年收入不到兩百塊人民幣,絕對赤貧。相反,香港學生特意籌辦內地交流團認識國家,沿岸城市的幹部卻只管以山珍海味招待港生、大吃大喝,滿口都是市井生意經;有學生即時氣得離場。兩個經驗反差太大,令她震驚。

畢業後,她因為當上中文教師的關係,經常翻閱內地出版的教材與參考書。怎麼明明是關於古典文學的書本,卻硬要套上馬列毛思想、愛國愛黨等,於是阿茵又想起祖輩的叮嚀……

阿茵認為,法國難民與主流社會的磨合,或比中港融合更為艱難。受訪者提供照片

阿茵憶述,回歸最初幾年,氣氛還算平靜。到了2005、2006年左右,校內要認識祖國之聲不絕於耳。普通話最初是獨立一科,後來待學生已經有了基本認識後,老師被告知將來普通話會成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學校對一切普通話的活動,從朗誦到話劇均隆重其事,氣氛異常。

其後她轉到另一間學校任教,進一步感受到內地文化的入侵。上司是一位於文革期間長大、曾經上山下鄉的內地女性,雖然她曾經往外國居住好一段時間,做事作風卻是十足文革那一套:「平日開會就是互相批鬥和自我檢討,她對上司奉承、對下屬則不但給下馬威,還會編出許多無中生有的罪狀,就如英國預言小說《動物農莊》一般。」

經過「洗禮」,阿茵決定辭掉穩定工作,抱著休息的心態到法國唸法文一年。想不到在當地認識了法籍男友,男友很喜歡熱鬧的香港並希望移居香港,阿茵亦曾回港定居。然而最後由於男友沒有在香港找到合適工作,本港學校的情況亦令阿茵覺得不宜久留,她才毅然決定再闖法國,並在那裡結婚。

移居法國小鎮亦間接幫助阿茵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讓她享受更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她自覺不是逛街消費的類型,更喜歡郊遊和看海、過著充實而恬淡的生活,因此到了法國實在如魚得水。在香港,總有人催迫她拍拖、結婚、生育兒女和供樓,社會壓力甚大;法國人卻不會追問這些問題,大家相忘於湖水,不用為了其他人而活,十分逍遙。

工作前景與國籍尚未明朗

當然,法國的生活也不無挑戰。移民十年,阿茵雖然覓得教職,卻是兼職為主,有感工作尚未算穩定。「法國並不承認香港的教學文憑,加上所在城市的中文班被注重『關係』的內地人把持,我的專科學歷與教學經驗並未帶來優勢。幸好我有中英翻譯碩士學歷,可以教英文。」

於是這些年來,阿茵兼教中英文,學生主要是非洲及阿拉伯移民。在她任教的學校裡,學生毆鬥縱火、威脅殺死校長、初中女生的男友帶著初生嬰兒在校門等她下課、警察接報到場等都是平常事。之前的老師屢屢不到半天便受驚辭職,初到貴境的阿茵面試後被要求即時上班。她硬著頭皮,因著在香港Band 3學校工作的經驗,嘗試代入少數族裔新移民學生的處境,總算春風化雨,並支撐上好幾個月,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才離職。

另一個不穩定性,就是國籍。擁有高學歷、與法國人結婚的阿茵雖然有法國居留權,但五年十年續一次,十年過後仍未入籍。「關卡重重,似乎要比申請難民還困難得多。」她嘆道。

法國黃背心抗爭,令人想起香港的反送中。美聯社圖片

身分的迷失

不過,最令阿茵感到迷失的,還是移居法國後的身分危機。她表示,與法裔丈夫特別投緣、心靈相通,但那不代表她個人作風法國化。語言與文化差異都可以適應,唯獨她對法國的認同與歸屬感卻遲遲未到位,或者永遠不會到位。

「我並不屬於法國,我只對香港有歸屬感;正是『人在法國、心在香港』。我每早都在網上看香港新聞,反而法國新聞看得不多。法國女性婚後完全不用自己的姓氏、只用丈夫的姓氏;但我在工作上和私人場合都保留自己的中文姓氏,它代表我的家庭和身分,對我非常重要。」

偏偏法國的語文教育不是從文法入手、而是從話題入手。學生問,為何中國充斥假貨與毒奶粉、欺壓台灣、佔一帶一路國家的便宜、旅客失禮……她只能說,統計與事實的確如此,那是因為文革一代價值混亂、沒有受教育之故……說著說著,真覺尷尬難堪!她在課堂上介紹的中國詩詞、書法、建築,都是她口中1949年以前中國的瑰寶,卻要因應學校要求而採用她最不喜歡的簡體字作為教學語文。

與此同時,變化中的香港亦令阿茵越覺陌生。「是非顛倒、政治上沒有呼吸空間,深水埗及油麻地等舊區亦因迎合內地遊客而變得面目全非。」

那她覺得屬於哪個地方?她回答說:「我是香港人、法國的華人,但與1949年以後的中國切割。我懷念自己的小學階段,但那是因為懷念童年,而不是因為內地。」

今年3月,阿茵向記者表示:「自己的身分的確很難界定,非常迷失,而且越想就越迷失,唯有不想。」經過6月7月的反修例風暴後,記者再聯絡阿茵,這次她十分肯定地說:「經過連串事件,我發現自己對香港更有感情,我的身分認同是屬於香港;香港是我家,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身在遙遠的法蘭西,她亦感到香港人的迷失。「梁振英有UGL、鄭若驊有僭建,全部逃之夭夭;相反,議員卻可以被DQ,那是對選民的不尊重。社會只要青年表現乖巧,卻沒有追究誰先破壞法治。香港佔中基本上是和平進行,要是在外國早已釀成暴動,你看法國的黃背心就知道。我身邊不少法國人都是在雨傘運動後才更認識香港,無論傳媒還是我的鄰居都對運動有非常正面的評價。可是這邊廂,我以前的香港同事與學生卻出現分化、彼此unfriend,有人因覺得爭取民主與置業無望,唯有只談飲食旅行。」四個月前說到香港的情況,阿茵分外激動,說:「很灰。」然而近日修例風暴後,她卻在絕望中看到希望,因為港人展現了勇氣與人性光輝。

阿茵雖然身在法國,心卻在香港。美聯社圖片

法國也有『左膠』

法國也不是天堂,阿茵認為當地面對最嚴峻的問題,是難民未能融入當地社會,從而帶來各種不穩定性。法國往日在非洲及阿拉伯國家殖民、在本國販賣與虐待黑奴;因著這些不光彩的歷史,法國知識分子一直耿耿於懷,對這些地區有一份「原罪感」,致使他們對部分鬧事分子千依百順,無視甚至包庇其作為,「這也是『左膠』、也是『洗腦』。」

影響所及,當地的教科書不斷重複陳述法國逼害其他族群的歷史,政治之「正確」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以上課為例,當她要求學生例舉英雄人物,白人學生十之有八都舉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南非曼德拉為例子。問其原因,學生說原來這樣通常能博取較高分數。

阿茵無奈嘆道,由於歷史與文化原因,難民與法國主流社會的磨合要比中港融合更為艱難,不但成為當地社會的沉重包袱、更是計時炸彈。

從渴望到內地山區教學,到現在遠走她方,有感距離從前那條路越來越遠,阿茵得到美滿幸福的異國婚姻、恬淡充實的生活,同時附帶不穩定的工作、與身分的迷失。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 為甚麼流浪  流浪遠方 流浪 /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清流的小溪 / 為了寬闊的草原  流浪遠方  流浪 / 還有  還有  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橄欖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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