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引發持續近兩個月的示威中，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已出場無數次，每次清場，示威者在嗆鼻的煙霧中匆忙逃跑期間，總有一班人身穿貼上十字螢光背心，游走在氣氛緊張的現場，拿起水樽沖走傷者身上的化學物，或扶走被煙嗆得軟弱無力的人，給予及時安慰。
80後的王思啟（筆名）是公立醫院急症室醫生。這些日子，他走上街頭，背包裝著一個聽筒、一件反光衣，在煙火漫天的街頭，尋覓需要幫忙的傷者：他們是一群即使受了傷，也不願到醫院的人。
5年前傘運時，王思啟是佔中醫療隊，本來想著把當時穿的反光衣留為紀念，沒想到5年後，這件反光衣又再有出場的機會。這次再出動，工作明顯較5年前不同，「傘運時好多都係陣地戰，唔郁，大部分時間都冇咩急救嘢，最多都係啲長期病患者要洗傷口。」但這個多月來，幾乎每次出動都是衝突不斷，經常有人受傷；地點亦次次不同，這天是尖沙咀，之後是上水、元朗、上環，對急救員來說，每次都是新挑戰。
王思啟出動時很少會組隊，這是出於他對自己角色的思考。他說，急救員中，大部分是持有急救牌者，亦有部分是現任或前任救護員、護士，大都較他有更豐富的前線經驗。最常見的傷者，都是因吸入催淚氣體或胡椒噴劑而感到不適，或是撞到、跌倒等損傷，「催淚氣體或胡椒噴劑，基本上經過咁多日，大家都識處理，唔需要醫生。至於撞親瘀咗嗰啲，如果係細嘅，都係急救員處理就可以。」他有感自己作為醫生，是提供專業意見，偶爾會在急救員的Telegram群組，解答各種疑問；或游走在傷者中，看看有否需要醫生意見的時候。
「第一我係香港人，第二我係醫生，醫生要幫任何有需要嘅人。因為讀醫都係一個privilege，咁我哋有呢個專業，就幫下手。」王思啟說。
6.12當天他要上班，只能在診症的空隙透過急症室的電視，看著現場情況。因工作關係，他無法經常出動，有在後來的地區遊行幫忙，如77尖沙咀、713上水、721上環等。
出動時，王思啟通常會先在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等候，例如天橋上。當衝突爆發，他會周圍視察哪裡需要他，「因為我唔係最前線，咁我點知邊度有人需要我呢？其實睇到有個位好多人擔晒遮，嗰度就一定有傷者。」發現傷者後，他會去看看情況如何，有沒有用得著他的地方，「如果係沖緊眼嗰啲我就唔會埋，佢哋 （急救員）沖嘅經驗仲多過我。」
7月13日上水遊行衝突過後，王思啟在現場巡視了數個圈，看到救護車到來，他就跟著擔架床走，尋找傷勢嚴重者。他記得，當日在橋上遇到一個被大面積噴射胡椒噴霧的傷者，全身通紅，呼吸急速，氣弱游絲，眼也無法打開，救護員到場後就幫他戴上氧氣罩。「一開始我冇直接接觸病人，因為救護員處理緊，而救護員現場係可以做到九成嘢，我係唔需要介入。」那何時需要你呢？「就係當病人話唔去醫院嘅時候。」
金鐘6.12後，5人在公立醫院被捕，令很多示威者即使受了傷也不敢去醫院，生怕送羊入虎口。王思啟說：「覺得好痛心同埋憤怒，因為醫院理論上係病人可以安心醫病嘅地方。如果佢因為睇醫生，而令佢被警方拘捕，我哋覺得唔可以接受。」於是一班有心的醫護就想方法，「我哋作為醫生，冇可能叫人有事唔嚟睇醫生。點樣可以令病人安心，保障到佢私隱安全之餘，又睇到醫生呢，我哋就諗咗啲方法，例如現場有醫護人員畀到意見，或者係有啲醫療支援熱線，有醫生聽電話，再搵相熟醫生，畀佢哋喺安全地方治療。」熱線成立後，每次衝突期間都會接到不少受傷的示威者求助，希望在不去醫院的情況下，尋求醫療諮詢。
當傷者不想去醫院，就是王思啟出動的時候。7月13日當天，他在上水橋上遇到的那個傷者氣若游絲地說：「我唔可以去醫院」。王思啟遂向救護車上人員展示工作證，跟著傷者一起上了救護車，拿出背包裡的聽筒，了解傷者是哮喘病發還是過度換氣（因呼吸過份急促，影響血液酸鹼度而致的連串症狀），「我就靠聽筒聽佢呼吸聲係咪有氣管問題，如果有問題，係好似吹笛聲咁，一聽就分到。」最後發現原來傷者是過度換氣，「我就同病人解釋，叫佢慢慢抖半個鐘就冇事，通常佢哋會驚，你安慰下佢哋就已經好好多。」
傷者普遍年紀較輕，在示威中受傷，更是徬徨，「見到醫生係安樂啲，同埋佢哋都擔心法律問題，作為醫生都幫佢考慮埋呢點。醫生唔只醫身，醫埋心。俾佢揀係咪一定要去醫院，如果佢去公立醫院，將會遇到咩嘢，受傷嘅情況要講幾多呀，好多後生可能成世都未喺醫院睇過醫生。」
除了即場找傷者，王思啟亦會在現場接手醫療熱線轉介的傷者。熱線接到傷者電話後，會聯絡在現場的醫生義工，讓傷者直接向醫生求助。7.21當晚，王思啟到場後聯絡醫療支援熱線的醫生，得知在上環及中環都分別有醫療隊，他就駐守在金鐘做後援，讓有需要的傷者前來諮詢，將傷者無法在醫院接受的醫療諮詢，帶到現場，「例如佢撞親擦損好嚴重，就幫佢睇下使唔使聯針，係咪一定要即刻聯針，可以去邊度聯之類。」
公立醫院內的工作本已繁重，下了班仍在混戰街頭四處奔走，王思啟也承認的確很累，「但邊個唔係比平時付出多啲嘢？食椒嘅食椒、畀人扑嘅畀人扑。」他說，認識有急救員被捕獲釋後，仍繼續參與急救工作，只因覺得要堅守崗位，「佢哋咁樣日復日，唔驚畀人拉，唔驚畀人打。我哋呢啲叫做相對養尊處優嘅人，付出唔算得係啲咩。」
與王思啟相比，鄧小姐是與傷者近多距離接觸的急救員。90後的鄧小姐做了幾年護士，她與10多個仍在學的護士學生，在6.12之前組成群組，一同出動。鄧小姐說，急救員在現場多數會組成一個3、4人的小組，一來是互相照應，二來是為了能在緊急處理傷者時，互相提供支援。
鄧小姐經歷過傘運，亦有數年護士經驗。但與她同組的3個組員都是學生，6.12首次面對突發情況，禁不住害怕，有人在催淚彈擲下後、示威者慌忙撤退期間嚇得尖叫，跟著奔跑；幫傷者沖水的手，亦不禁顫抖。
當催淚彈攻勢蔓延到夏愨道，身在夏愨道近軍營位置的鄧小姐，見到一個個由前線往後跑的示威者，當中大多數都只是戴普通口罩的年輕人，他們或被胡椒噴霧噴中，或是擦傷，不時見到有人邊跑邊流淚。鄧小姐就快速地幫他們用紙巾印走化學物，然後用水沖洗。有記者哮喘病發，她幫忙打電話召救護車。知道傷者緊張，她會安撫他們，簡單說一句：「我而家喺度陪緊你」，能令傷者稍為冷靜下來。
做了幾年護士的鄧小姐，已習慣了上班不會帶太多私人情緒。照顧傷者時，也沒談上甚麼話，只顧急忙處理好，便囑咐對方趕快離開，然後再處理下一個傷者。唯一令她感到憤怒，就是看到警方使用過度武力，「明明前面好和平，冇必要兜面噴；同埋嗰時有架救護車一度停咗喺馬路，但有粒催淚彈直程扔咗喺救護車隔離，呢下好嬲。」
鄧小姐說，在示威現場，醫護的角色、唯一職責就是幫人、救人。「就算我哋見到受傷嘅係警察，基於人道理由，我哋都會救佢。任何一個示威者、記者、市民受傷，佢有需要接受醫療幫助，我哋就會幫。除此之外，我哋唔會衝撃，你著緊呢件衫，你就有個身分，即使我哋當時唔係official嘅醫護，都應該要跟番職業道德做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