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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鐵縱火案說起 欠缺互信的治療關係   


前年2月地鐵發生嚴重縱火慘劇,案中患有妄想症的男子在車廂內引火自焚,身體嚴重燒傷於同年5月不治。死因庭日前進行研訊後,陪審團建議醫管局處理嚴重精神病個案時,應設立醫生、社工與家屬定期會面機制,以更新及交流個案狀況。

前年在地鐵內自焚的男子,當時送醫急救。

有記者就上述建議問我的看法,我想在精神健康個案的跟進工作中,不同持分者能加强交流當然是好事。
 
相信不少非政府機構的社工同事都體會到,平日要與醫護、特别是醫生進言並不容易;即時提出了意見,對方也不一定會認真看待。不少醫護似乎仍未能看到,案主可能隔兩、三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看一次醫生;相對而言,外展社工在社區接觸他們的機會更多,對他們的健康與生活情況或更清楚。加强醫社溝通,肯定有助跟進與治療工作。
 
不過,這次死因研訊中帶出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復元人士與醫護社工之間缺乏互信。兩位精神科醫生與一位外展社工不約而同供稱,事發前感到死者精神狀況穩定,並無異樣,只有其妻子形容死者常自言自語及有暴力傾向。按常理推斷,死者與醫生與社工見面時,有可能極力掩飾自己的精神狀況。
 
行內人都深知肚明,這情況其實非常普遍:不少復元人士都不願向醫護或社工說實話,治療及被治療雙方缺乏互信。促成這種狀況,我相信是跟現時精神醫療體制過分强調風險管理及徵狀控制有關。
 
在上述思維下,監管成為主要介入方向,醫護以至社工都將著眼點放在病人有沒有食藥、精神徵狀如幻覺、妄想等是否仍然活躍、有沒作出有影響他人的行為等等。只要稍有風吹草動,便要加強監管,例如加藥甚至啟動強制入院機制等。
 
筆者任職的復康機構,曾經有一段頗長的時間,社工的培訓都集中在風險管理:每一堂都是重覆做自殺或暴力風險評估。而當時更有句口號叫「寧枉勿縱」,說得粗俗一點就是「有殺錯、無放過」:有少少蛛絲馬跡,便要當高危個案處理,向醫生報告,並考慮捉案主入院。
 
想一想,在這樣的洗腦式訓練及指導思維底下,做社工的很容易將自己置於案主的對立面,不自覺成為「維穩工具」,即整個控制與監管機制的一環,忽略了社工本身的獨特性:我們要尊重與接納案主、了解他們的內心感受、並盡可能確保案主自決,讓他們對自己的人生,包括治療過程有所選擇。
 
工作多年,有不少復元人士都對我講過,很厭惡現時的體制,無法信任醫護與社工。有案主指出與醫護的接觸猶如博弈,要極力避免將自己置身於不利處境;亦有案主形容,即使已走出精神病房重返社區,自己仍然置身於一個「大監倉」中,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得小心謹慎,要極力向醫護人員掩飾自己。試想想,長期處於高度防衛狀態,是否有利於精神健康與復元?
 
以上種種,都值得業界深思。否則,即時如死因庭建議所言,醫護、社工與家屬加強溝通,當事人被摒除在外,問題是否就得到解決?
 
本專欄逢星期三更新。如想了解更多有關精神健康的故事或資訊,歡迎到壹元坊面書專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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