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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是如何思考的


【撰文:邵家臻,在囚的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真箇是崩口人忌崩口碗。在警民關係跌到新低點的當下,開始又有人找「路西法效應」來圍讀。這無疑是個命途曲折的心理學研究,正正因為它的失敗、腰斬、有違研究倫理,使它成為心理學研究的一個經典。每次有泯滅人性的事情發生,大家就問:「好人是如何成為壞人?」那時候,「路西法效應」又被奠出來。

1971年,美國心理學家津巴多做了一項心理實驗。他挑選了18個身心健康、情緒穩定、循規蹈矩的大學生作為subjects,在實境監獄中,9個做獄警,9個做囚犯,過正規監獄完全一樣的生活。開始不久,所有人都十分投入模擬的情景和氣氛之中,他們都代入角色,獄警很快就刁難、折磨、羞辱敢於挑戰自己權威的囚犯,並且將懲罰逐步升級;而犯人亦很快變得服從,認同了犯人的身份和軌跡——就連犯人的父母來探監時,他們也表現得垂頭喪氣,神經兮兮。尤有甚者,連主領研究的津巴多本人也完全入戲,成為專橫跋扈的監獄長,要女伴軟硬兼施,再三令五申,才可逼使他煞停這項研究。研究的戲劇性發展,使得它成為心理學系學生的必讀,更被拍成電影,以警誡人家:個人很容易受到情境和氛圍的影響,其行為、思想、性格也跟集體越趨一致。

電影《史丹佛監獄實驗》是按1971年美國心理學家津巴多做的一項心理實驗拍攝。網上圖片

可惜我身處的不是心裡實驗,而是法庭判決;不是模擬情境,而是赤柱監獄。每天由早上六時半至晚上七時,無休止地跟懲教署職員互動,就算我是個資淺的囚犯,也很快地發現,有些想法非常主流,由一個職員流至十個職員,由十個職員流到一班職員,甚至一代職員,使得前線職員的行為、思想、性格也越趨一致。

「差人拉你,法官判你,我只是睇住你,我都係打份工啫。」每一句說話都是事實陳述,但又不只是事實陳述。因為在事實背後,還有動機——為自己的介入劃上界線,為雙方的關係製造安全島。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明顯地,今天你鋃鐺入獄,卻與我無關,我只是待你被捕、被審、被判之後,到最後一步:被囚時才出現的角色。你對被捕、被審、被判,有什麼意見、情緒,統統都是之前的事,與我無關,如今請面對現實。我是我,你是你;我是阿sir,你是犯;我是監管你的,你是被監管的。角色設定十分清楚, 數三聲之後一齊「入戲」,直至準時出冊為止。

「你坐監,我陪你坐監,大家都係捱時間。」說話的人可能是想引起共鳴,建立同理心,減少對立和矛盾——既然是坐與陪坐的關係,而同樣是「捱時間」的話,理應同喜樂同哀哭。不過,職員們偏偏說漏了you are paid for it,即「我是受聘、受薪陪你坐監」,跟無條件的陪伴,有根本的分別。可是,更深層的討論應該是「大家都是捱時間」。

捱時間,是浪費時間的意思。坐監的人固然明白在刻板重複,沒有環境刺激下過一年、兩年、十年是無助於自己的更新,所以是有浪費青春,糟蹋光陰之感。但「陪坐監」的人為何又如此負面看待自己的工作,認為也是在「捱時間」呢?懲教署不是興高采烈地說香港的重犯率連續多年都保持亞洲區低水平,証明懲教工作十分有效嗎?

林鄭月娥去年6月出席赤柱懲教署職員訓練院學員結業禮。政府新聞處圖片

我更好奇職員們是如何覺得「陪坐監」是「捱時間」?醫院裡的醫療人員陪人家復康,是否「捱時間」?課室裡的教學人員陪學生振聾啟聵,是否「捱時間」?網吧裡的社工陪邊緣青年浪子回頭,是否「捱時間」?此陪不同彼陪,是因為連懲教署職員都不相信坐監有用?

「有咩事係我轉更先搞!」這是一個很務實的說法。與其阻止不了事件發生,不如管理事件是如何、何時、何地、何人發生。而所謂「管理」,其實是「不管你」——我不管你怎樣搞,只要不讓它落在音樂椅上的我就是了。「轉更」可以是指「下班」,可以是指「轉工作崗位」,也可以是指退休、離職;重點是我當更、當值、當上這個位置時只想蕭規曹隨,按章工作,繼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罷了。至於改變,不論for better or for worse,都是「有咩事喺我轉更先搞」!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推手。在2013年他在網絡上寫了一篇短文: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論狗屁工作現象),被瘋狂轉發,甚至被翻譯成十幾國語言。Graeber後來索性設立帳號,開宗明義收集讀者們的真實故事。五年後,他把整個計劃編成書:《40%的工作沒有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Bullshit Jobs)。

作者先旨聲明,Bullshit Jobs不是shit jobs。Shit jobs是指辛苦或者低薪的工作,例如清潔工。就算覺得shit jobs難捱,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而Bullshit jobs不同,它可能是高薪、事少、離家近的工作,但對工作者自己和對世界來說都是毫無意義。一旦明天這工作消失了,世界也依然如常運作,渾然不覺有異。

「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我們則是假裝工作。」正是Bullshit Jobs最佳寫照。問題是,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shit jobs愈削愈少,反而Bullshit jobs愈開愈多,它們的名目繁多,有管理、行政、監督、客戶服務、公關、行銷、法務等。總之,實質做事的人沒有增加,而在旁邊搖旗吶喊、打鑼打鼓、踱來踱去的「不事生產」的工作,不只是多,還不會嫌多。

「好人是如何成為壞人?」這個問題太沉重;而「一個新人如何成為自己人?」即是潛而默化的組織文化。不過,懲教署的潛規則,以至組織文化為何會以此模樣出現,則是個難答又必須回答的問題。懲教人員是如何思考的——這不是要揶揄前線員工的躡手躡腳,相反是想揭示他們處於shit jobs與bullshit jobs之間的一種左支右絀。

《40%的工作沒有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Bullshit Jobs)。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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