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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詞人周耀輝曾移民荷蘭:因香港殘缺難堪 留低教學生


八九六四後為達明一派《天問》填詞、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周耀輝,曾於荷蘭居住多年,他說,其實沒有很強烈的「移民」、「回流」或「紮根」觀念,九七前去荷蘭是因為想離開一下,後來回港是希望為香港青年帶來一些可能性。他對兩個地方都有感情:生活悠閒、制度良好的荷蘭為他帶來力量和希望,讓他在香港的困局、殘缺與難堪中繼續支撐,期望能帶來微小的改變。

周耀輝今年3月接受眾新聞訪問,細談他當年的移民故事。

六四後辭官不幹

訪問於今年3月進行,周耀輝先說30年前的故事:「1989年,我在政府新聞處任職,獲派英國受訓,期間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令我認為不可以再為政權做事。年少氣盛的我便將辭職信傳真至香港,上司挽留不果。之後兩年,我同時是報章編輯、電台從業員,並步入文化藝術界。」

「1992年離開香港,有多個原因:浪漫版本是我在香港偶然認識了荷蘭籍戀人,在當時移民氛圍下,也不例外地想到離開;不過更真實與複雜的原因,是我少時家貧,沒有機會去外國,殖民地教育令我對歐洲有嚮往,很想到外面看看;另外當時打三分工,每天忙忙忙,很想享受一下生活,放一個長假然後再看看。很巧合地,我1992年離開的日子剛巧是6月4日。」

「天地蒼茫 有多少個方向 / 人來人往 只帶一隻行李箱 … / 此時彼岸 有多少個風浪 / 邊走邊唱 只帶一隻行李箱…」 周耀輝為莫文蔚填的歌詞《只帶一隻行李箱》,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不是深思熟慮的決定,是意氣、感情、覺得要行這一步,想離開一下、看看世界,放個開心長假。當時正值荷蘭的夏天,風和日麗、白天特別長,我居住的小鎮到眼是無際的草原、牛與羊,生活悠閒,更像放假。」

當年歐洲對移民寬鬆,周耀輝以遊客身分去荷蘭,找律師做同居協約證明,得到居留身分後再多住數年便可以入籍。雖然當時沒有要求新來者要熟悉當地文化與歷史,他認為既然要在那裡居住,就要多認識當地的人與事,於是很快便開始學習荷蘭語。

荷蘭小鎮景色如畫,周耀輝在當地生活悠閒。網上圖片

 毛遂自薦到荷蘭電台工作

悠長假期與蜜月期也有結束的一天,之後周耀輝開始找工作。來自單親家庭的他稱,無論多意氣和任性,也要以家用支持香港的母親。雖然他離港前已得到《明報》的前輩和上司董橋在精神上無限量支持他出外看看世界,並承諾讓他寫專欄以賺取稿費,然而他認為要在當地生活,找到工作會更好。一天,當他扭開收音機嘗試尋找英國廣播公司的國際頻道廣播時,卻偶然聽到用廣東話廣播的荷蘭新聞,細問之下,原來是荷蘭的華語電台,是政府支持少數族裔廣播的渠道。他於是毛遂自薦成為兼職電台從業員,之後憑著經驗與表現得到取錄及重用。

在鼓吹自由的荷蘭,也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上司和我一起革新電台節目,引入平權、婦女、家暴與賭博等華人較少討論的話題,卻收到華人觀眾的恐嚇信;連其他華人同事也威脅說,如果我不被炒,他們便會集體辭職。我相信當時自己得到器重而引起同事妒忌;另外,第一代華人移民在當地人生路不熟,恐懼、保護自己,也怕下一代變得『鬼化』,要捍衛所謂中國文化。其實香港對敏感話題的態度已經有所改變,但移民往往會將舊有文化放在冰箱內、封存不動。」

他的同事真的集體辭職,周耀輝因禍得福,可以招兵買馬、找志同道合的人士合作,並且成為全職僱員,直至千禧後重返校園方慢慢將參與度減低。

冀為社會帶來改變 選擇回港教學 

「許多人問我為甚麼離港赴荷,我則認為,為何決定在荷蘭留下才是更重要的問題。我與荷蘭籍伴侶於1996年分手,心情非常低落,而且當時互聯網未普及,我在香港發表填詞創作的機會亦日少。沒有留在荷蘭的理由,我打算回港;想不到正在部署下一步之際,卻又在荷蘭認識了新的人,於是我很清醒地,為了喜歡的人決定留在荷蘭。之後互聯網普及、創作模式改變,香港的填詞工作又多起來。」

長期為媒體與流行文化工作,周耀輝在經常趕「交貨」的日子裡再次思考,究竟自己在做甚麼。受到伴侶及其他同輩影響,他開始對學術產生興趣,2001年重返校園成為碩士生,繼而在導師賞識與鼓勵下成為全職博士生,進行以文化性別為主的傳播研究。這樣,成就了他之後回港的另一個轉捩點。

事源周耀輝對學術越來越感興趣,加上之前已經辭掉了電台的全職工作,於是在快要完成博士以前,他需要思考下一步。他希望在大學工作,卻覺得留在荷蘭大學意義不大,在香港教導年輕學生更有意義。況且他離開香港已經20年,剛巧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有20個月的空缺,便抱著試試20個月的心態應徵。獲取錄後,他於2011年帶著一隻行李箱回港。

「我每周與香港學生交流三小時,用盡自己一切能力,希望可以影響他們;很開心,可以做到一點事情。20個月後大學問我是否續約,雖然我很喜歡荷蘭的生活、本以為會回荷蘭,但我捨不得香港學生。在香港現時的氛圍下,大家仍然有希望、做自己想做的、為城市與社會聚合好的人、帶來改變;我在大學裡仍然有時間做一點東西。如果我離開,會覺得對不起他們。於是我一再續約,之後從助理教授升至終身制的副教授。」

周耀輝(左一)在性別研究班和學生拍攝大合照,特別強調對身體的認知。受訪者提供照片

雖然進入了大學的體制,享受別人給予的安穩,但周耀輝仍然每年檢討自己的去留。「我喜歡荷蘭簡單、悠閒、純粹的生活,其實不太享受香港的生活,留港是有犧牲的,與荷蘭伴侶一起的時間也少了。因此我必須按時間檢討去留,不想固定自己。」

「回港前我跟自己有約定,首先,要保持荷蘭人晚上不工作的習慣,晚上和周末是神聖的;但我發覺自己現在已開始有在晚上工作。第二,回港前許多香港朋友說我不會習慣香港的教學生涯,因為本地學生中英文差、欠責任感、無紀律、只管玩手機云云,因此我跟自己講,如果有一天我也只管批評學生,那我寧願離開;第三,如果留港會影響我的感情世界、跟荷蘭伴侶的關係,那麼我會離開。」幸好周耀輝一直得到荷蘭伴侶的支持,大家安排好見面時間。

周耀輝有感曾經離開香港,反而令他現在可以於香港留得更久。「曾經離開,有種逃兵的罪疚感,彷彿自己未到退休已經安享荷蘭的生活,香港的朋友則繼續打仗。因此回港後,我覺得更加要做多一點事情。我在荷蘭支取力量,讓自己繼續有天真的希望。」

周耀輝續說:「我對香港和荷蘭兩個地方都有『家』的感情、都完全投入其中,兩地的人與事我都關注,只是兩個空間給我的角色不同。我享受荷蘭給我的一切,由於它已經很美好,因此我更像一個懶惰的消費者。在香港,我的角色是公民,盡力令這個地方美好一點。其實我並不享受香港的生活;但正是因為它有很多難堪與殘缺,作為公民更加要多作嘗試。」

「舉例說,香港貧富懸殊嚴重,荷蘭則以三成、五成遞增式高稅率,讓公民一旦生病失業或退休也有所保障,不用擔心生活。其實荷蘭二戰後也千瘡百孔,幾經掙扎慢慢建立經濟、富起來、改善體制與社會福利。香港呢?香港於我的一代經濟起飛,幾十年間生產總值極高,可是我們錯過了改善體制的機會,而且無論從前或現在的政權和當權人都只會叫我們自己努力、而不會讓我們質疑體制。制度一點也沒有改變、甚至變得更為慘烈。我會問:為何會如此?為何我們不能變得更平等、更無憂?」

「荷蘭的年輕人想過哪種生活、想唸甚麼書,大致可以做到,他們有福氣、快樂指數高;唉,我們?我的學生說『甚麼輸在起跑線?這已經是我的終點!』的確,生活、工作、居住環境、跟誰一起、同性異性等,社會、體制、經濟、文化等都見限制,年輕人又怎麼會覺得有選擇?我們的又是年輕人,人家的又是年輕人,為何這樣?」

「我不忿!別人問何以我還覺得有事可做、可以改善情況?可能因為我從荷蘭回來,當地社會講理想、問年輕人想做甚麼、大家也支持。人家可以,為何我們不行?不會的!荷蘭讓我保持天真,我會問問題。如果我一直在香港,可能已經變得犬儒、說『還做甚麼、係咁㗎啦』等等……」

「我看香港新聞通常是迅速地看其大概,香港新聞不可以看得太多,因為會令人沮喪。荷蘭的新聞也不是報道好東西,但人家會認認真真誠誠懇懇地討論公民社會,我會從中得到正能量和希望,然後在香港繼續支撐。喂,人家都可以,我們沒理由不可以、我不相信! 大家都是人。 」

周耀輝搬家前,邀請學生一同告別舊居,自拍留念。受訪者提供照片

為甚麼要看扁?總有更多可能

「荷蘭社會體制好,每個人都有較大空間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但事情總有第二面。當地社會相對穩定,大家很滿足,爆發力量較小。相反,香港多矛盾與不堪,大家受壓,暗藏力量與不測,但這也是香港有趣的地方;平日大家為兩餐要硬橋硬馬、打醒精神,結果大家真箇是『醒啲』、會『撐住』。如果我們將這種『醒』用在工作以外其他地方,或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人;我期望學生也可做到這點。」

周耀輝的確體會、感覺到香港在各個範疇的選擇均越來越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如是。但與此同時,2014年突然出現雨傘運動;雖然他明白不少人之後大沮喪,但他同時看到其爆發也是一種力量;正是因為爆得厲害,沮喪也厲害。「傘運的出現帶給我希望,誰能說它不會再出現?我不讓自己灰心,因為灰心是沒有用的。我不知道世界會變成怎樣,我也不是特別樂觀。但我知道不做事、世界就不會變;我嘗試做事。」近日,香港人真的在沉默中再爆發。

那麼,香港有沒有轉機?「我只知道,放棄於事無補。我自己也曾經離開、回來,自己也有不知、不測,其實世界也可能是這樣,我為甚麼要把它看扁是死定的呢?我寧願抱著『不可知』的心態而行。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如果有人認為香港『係咁㗎啦』,那就是心已死,的確,這樣的人很多。但我不讓自己死;我認為有許多不能預測的事,其複雜性超越我所以為的。前蘇聯解體後,有學者研究該段歷史,發現之前沒有人知道蘇聯會解體,但它卻於一夜之間倒下了。書名是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大家以為很多東西會永恆存在,直到它崩壞。我覺得這樣看世界,才有自己的位置、與做人的力氣。」

周耀輝在浸會大學教性別研究、歌詞創作,外面的世界他控制不了,但在可掌握的課室環境內,他將之變成世界僅有的自由空間,讓學生自由發言、分享創作,實踐自由、平等、民主、尊重。

他希望讓香港學生覺得,生活有很多可能,譬如他自己於31歲上位之時辭職,又譬如他雖然無法改變地產霸權,卻認為人不一定要買房子等,以自身的存在啟發他人。學生亦表示,他任教的課程令他們終於感受做大學生的滋味。他接觸的學生均誠懇審視自己的生活;其中歌詞班的畢業作品演唱會由學生自行籌辦,周耀輝放下填詞人與副教授的身分,讓學生從諮詢商討到執行統統經歷投票過程、學習民主的好處壞處、並體驗實踐民主的難度;學生也體會到,有時候自由平等不一定靠投票,在群組溝通也能學習。

此外,他參與「文藝復興基金會」、支援「大愛同盟」的工作,並與音樂人馮穎琪合辦「一人一首歌」社企。後者於去年成立,以每人均值得擁有一首自己的歌為原則,先後與大館與康文署合作;分別在社區與大專招募對音樂創作有興趣的人士,讓他們為長者與手工藝從業員寫歌,每人送一首。「我們脫離資本主義講究歌星、銷量、點擊率與賣錢的原則,為平日少發聲的人士寫歌,這樣對被寫的人特別有意義。」

軟實力帶來轉機?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半年,達明一派推出《神經》大碟,由周耀輝填詞的《天問》一曲一開首就喊道:「抑鬱於天空的火焰下 / 大地靜默無說話 / 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 / 百姓瑟縮於惶恐下 / 誰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 / 誰偷仙丹飛天 月宮安守青天 / 縱怨天 天不容問 歎眾生 生不容問」。歌曲當時大行其道,於1991年港台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中勇奪最佳中文流行歌曲獎。周耀輝記得:「當時達明覺得需要對時代作出回應。你問有沒有怕會被打壓?沒有。當時世界不一樣,歌曲還在港台奪獎呢;現在已經很難想像。寫詞時,雖然我已經辭掉政府的工作、卻尚未離職,仍然是在尖沙咀上班的公務員;做公務員也可以填這首詞,現在會覺得匪夷所思。如果從這方面看創作自由,那現在是比以前『灰』了;但那又如何?」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周耀輝為《撐著》一曲填詞。「我與學生一起在政府總部前面參與靜坐,當時有個深刻的想法:如果1989年之後我留在政府工作,那麼到了傘運期間我或許會在上面政總處理傘運。既然自己的路怎樣走也不知道,我又為甚麼要將世界看死?我很少為了一件事去寫詞,只想表達感覺;寫這首詞時,我用了意象、情境與氛圍去寫。『撐開新的世界 / 就會歸家』,其實人人希望有新世界,才可安心回家。這是人的渴望,不只在乎佔領者,而是沒有直接參與的人也會有認同感;不一定是政制,也是個人的新世界。我寫詞時有否擔心打壓?沒有。」

五年後的今天,如果一切重來,會否擔心打壓?談吐斯文淡定的周耀輝說:「不知道甚麼叫『驚』。」論到創作與自由的關係,他說:「從雨傘運動過度至今,未絕望的人需要找更多方法去繼續,其中之一為文藝創作。民主是一個較能實踐自由平等的制度與手段,人們曾經上街佔領,可是如果暫時未爭取到成效,不如用其他方法試試,讓自由平等可以繼續。文創是另一個陣地,藉文創去體現自由、鼓吹自由、並將參與者聚在一起讓他們覺得有自由與平等。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甚至與一人一票、政制改革同樣重要。」

軟實力可否為香港帶來轉機?「可以。硬有硬做,軟性的文創與教育也可以有所作為。我當然希望香港可以有新氣象,但能否真正帶來改革,關鍵在於人的質素,人嚮往的是甚麼、如何處理其他人等等。香港處於困局,而艱難之中,在個人層面下功夫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想破了一個困局,譬如阿拉伯之春或印尼推翻獨裁,卻變成另一個困局。」

如果創作自由收窄,會否因此而離開香港?「真的沒有想過,或許我的憂患意識低! 我覺得還很自由。我爭取的革命有很多種,譬如我一直關注的性別與情慾方面仍有很大空間。另外關於箝制,可能你會說是自我審查,但對我來說箝制是創作的挑戰,令我樂此不疲。譬如如何讓你覺得我沒有過界,但其實我已經過了界?如果你放了許多隻貓,我這隻老鼠便裝成貓隻、混在其中。在理念層面上的確需要常常提及與捍衛自由,但從個人實踐方面,正如內地人也說,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有否被審查或自我審查?周耀輝說:「沒有。我認為現在仍然有空間做事,要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保留初心、天真、理想、希望以及對世界的嚮往。世界不是這樣,記者你一連串問題的潛台詞就是有箝制與審查。應該怎樣尋找自己的空間、繼續做事呢?要靈巧。我平常連在遊行中叫喊口號也不擅長,反而希望多做自己擅長的,以慢慢滲透的溫婉方法、軟實力,在不同層面上做事。如果這是個革命,它是漫長的、無休止的、細水長流的,也是自己的革命。」

後記:訪問於3月進行,當時反送中的討論尚未引起廣泛關注。後因之後連串事件,這個移民專題系列延期推出。到將近刊出之時,修例引發的事件已令社會氣氛大為不同。記者在6月底再聯絡周耀輝,他表示沒有特別補充,只寄語大家:「不能絕望 」。

周耀輝寄語大家:「不能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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