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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一直下——生命的尋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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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 for a house like a cell and you really think we out here scared of jail? 黃大仙示威者噴漆在馬路石壆上的字句這樣寫著。

據統計處數字顯示,若以20至24歲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士劃分,此類人士的月入中位數在1997年時是1.1萬元,到2016年是1.18萬元。僅僅多出800元。

據由馬逢國擔任召集人的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研究於2018年的研究報告顯示,經通脹調整後,實際上大學畢業生於2017年的起薪點中位數只有14300多元,較1997年還要少逾1000元。

據梁啟智於2017年的文章指出,如果把2015年的大學畢業生工資除以1997的數字,再比較2015年的樓價除以1997年的樓價(以中原領先指數為準),大學畢業生工資在扣除樓價後其實倒跌了20.3%,大約打了個八折。

據德意志銀行於2019年發表的年度報告《2019全球物價報告》,香港房租全球排名第1,但除稅後人均月薪只排名第27。不要忘記,這只是平均數,香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我想大部份香港人所面對的情況環境更為惡劣。而上面舉的例子,其實只涉及人工收入與樓價,還未計算衣食住行費用這二十幾年來飛升幾多倍。

難道「攬炒」不是深思熟慮與生命經驗累積出來的決意?林鄭說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馬克思說they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這十幾年來,為了賺快錢,香港的投機者不斷利用香港過去累積的名聲與文化底蘊,為了賺大陸人的錢,在香港瘋狂炒舖炒樓,將一個又一個社區的舊店小舖摧毀,換成一個又一個倒模似的商場與地景,裏頭賣的全部是連鎖店國際名牌。小小社區金舖藥房橫行,將生活之地變成購物大軍壓境下的戰場,家不成家無處安息。

當舖租不斷猛進,開展了惡性循環。市場上承租力較弱的文化事業,比如說書店、農場、音樂工作室、藝文空間、非連鎖式家常便菜食肆、一家倒一家,使得整個城市變得單一,文化無法發展下去。

不只舖租,高昂的樓價同樣影響城市文化發展。現在市區一個400呎左右的單位隨便都500萬起跳,試想像如果,我說如果,如果樓價便宜50%,多出來的250萬、以至用來賺取這250萬供樓的工作時間可被釋放,若是說小店起碼都開到4、5間對吧?騰出來的時間心力可以創造多少的文化、潛力,創造到多少就業機會?推進到香港走下去多遠?每個實實在在生活過的人,都會明白生存在香港的壓力吧,不用我多講。一但這種壓力消失了,人多了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創造力正是從此來。

現在香港的投機商人是殺雞取卵。不斷推高樓價,破壞城市,然後依仗過去前人的累積,沒有負起回饋養育自己地方的責任,其實是在透支香港未來。

當香港文化衰萎,香港還有甚麼可以吸引外來者?就只剩下良好的法治、言論的權利、資本自由進出的便利、與國際接軌的制度與工作規範?但這些東西還真確存在嗎?這些東西便利了中國大陸無數希望走資的官商巨賈,他們一邊享香港用血汗換來的好處,一邊在踐踏香港的民主自由。他們正在把自己的避風港都摧毀掉。不是每個大陸的貪官黑商本事大到可以逃到國外的。

這些價值與制度,當真還存在?當民選的立法會議員被DQ、當有公民提名的立法會/區議會參選人被DQ、當國泰員工被管理層展示個人社交媒體帳戶然後直接解僱沒有理由、當超過900名市民被拘捕、當麗晶花園管理處可以更改大廈進出密碼而不告知居民甚至禁止黑衫居民回家、當高銀金融獨立非執行董事石禮謙主動開會撻訂2500萬按金早前投得的啟德首幅跑道商業地皮、當身兼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與《金融時報》亞洲編輯馬凱遭拒發工作簽證及被拒入境、當國家民航局可以威脅香港航空公司而令兩個管理層被辭職、當所有地產商都被北京召見然後被要求發聲明支持國家支持共產黨?你還可以數下去。

就算你只是為了賺錢/炒賣/買樓/安穩生活,能夠保障這些價值的制度還存在?問問自己的心。

誰在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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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個月,多少人跪下來要飯?幾多地產商、高官、藝人紛紛要於報章、媒體、微博貼上「支持祖國,香港不可分割,反對暴力」之類的聲明?這簡直是經營許可證一樣。如若不貼,則無望在大陸討飯。

這讓我回想到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裏說的故事,以下引用幾段——

有一天,賣菜大叔就在其店的窗櫥中間,在一大堆胡蘿白和洋蔥之間,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究竟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他想向全世界傳達甚麼訊息呢?他真的這樣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否團結起來嗎?他的熱情真的如此高漲,要迫不及待讓公眾知悉他的想法嗎?他曾有花過一分一秒去想過這個團結起來的過程是怎樣的嗎?他知道團結起來是甚麼意思嗎?

不是這些宣稱是否成立/合理的問題,而是——為甚麼非得這樣做不可。

哈維爾說,絕大部份售貨員從未想過他們掛在櫥窗裏的口號,也不會靠它們去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

那張宣傳海報只是上頭分發,與胡蘿白和洋蔥一起送來給我們的賣菜大叔而已。他將他們放進櫥窗,只因為他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以及他一定要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沒有在櫥窗放上適當的「裝飾」,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他這樣做是因為如果你要過活,有些事就一定要完成。這只是保證他過安居樂業,「與世無爭」的生活時,萬千小節的其中一項而已。

其實賣菜大叔知道自己不相信這個宣傳標語,來買菜的大嬸都不會注意到這樣的標語,她或者只會記得哪天的菜比較好而哪天的菜又比較便宜,僅此而已。大家都或者會看到這個標語,但這個標語只不過是背景的一部份,沒有人會花上時間去思考裏面的意思。但這個標語並非毫無意思,

它在展示一個訊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做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裏過活。」這個訊息有一個收訊人的,那就是賣菜大叔的上頭,以至是上頭的上頭,黨的存在。口號真正的意義,深植於賣菜大叔整個人的存在。

而這幾個月,我只見過兩個情況示威者會跪。一個情況是示威者在非行動日於街頭跪著懇求市民參加罷工;另一個是當警察舉旗宣告開槍時,前線示威者半蹲跪著靜待槍雨過後,迅速回防重整陣勢。

8.25荃灣衝突,在前線的示威者。

當你按著政權的指令去行事,你就成了社會景觀的一部份,你每一個行動都在更新社會對於何謂正常的理解。因為當大家都做同一件事,定義正常的鐘擺就會擺到這邊。換言之,每個人看起來就算幾微不足道,都是極權體制的螺絲釘,都在鞏固這個體制。梭羅說,如果國家機器從根本地要求你踐行不公義,那就去打破所謂的法紀——「讓我們的生命成為機器運作的阻力。」

許多站出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人,都是做好了犧牲的心理準備。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被警察射至重傷,兩個多月來多次動員到體力不繼,我們連一句撤回都換不來。有人以生命明志了。香港人命就真這麼賤嗎?這是一個甚麼城市?小學生自殺,中學生自殺,大學生自殺,教師自殺,無家者自殺,劏房戶自殺,老人家殺長期病患的伴侶,獨居老人死去無人知曉,抗爭者寫好遺書走上前線。香港是甚麼地方?是死亡之地。我在端傳媒《在香港,雨一直下》曾這樣寫過——「墜落」彷彿是這個六月的象徵,連綿下雨,傘又如花落如雪,催淚子彈爆落地上,生命飄飄柔著地。只望有天雨會停,陽光能夠穿透籠罩城市的黑雲,我們能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見。而生命或許就是不斷地為沒有光的所在行進,消耗,然後報廢。

或者我們要認清一個事實——港共政權正有系統地殘害屠殺幾代又幾代的香港人。

哈維爾提出我們要「活出真誠」,意思是不要再無意識地做極權沉默的幫兇,要思考我們生於這個社會的每一個決定,就算再細微的一個舉動。到底我們在自己的領域做了/沒做了甚麼?我們為甚麼會這樣?當無數的市民已經把肉身之軀置身槍口前,我想到了今天,每個人都必須誠實面對自己——「到底我所踐行的,和我一直以來口講的,有多少的落差?」這個問題在過去或許還能蒙混過去,因為即使大家說行公義關心社會,但教師沒有,從政者沒有,新聞記者沒有,牧師沒有,學生沒有,示威者沒有,法律界沒有,社福界沒有,各行各業都沒有,大家都沒有面對過真實致命的政治——在面對警政暴行無法無天、生命有所威脅、生計遭受重創的時候,我們必有犧牲,而我們還是否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去為了心中的理念?面對今天無數人種種的犧牲,自己與人們的落差就真實出現了——為甚麼別人可以比自己做得更多?

我不是說因此每個人都必需走到最前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與條件,我想講的只是,我們要面對虛幻的公義理想,沉重的對自己宣告,到底自己是否盡了最大可能,去做一個正直的人。

筆者在雨傘九子庭訊。

這幾個月感受最深的,是勇敢的抗爭者讓我實實在在明白到,自己是一個多麼懦弱的人。過去幾年,由於雨傘被告的身份,即使我甚麼都沒做,或者說做了甚麼也好,都總會被捧得高高。我對於這樣的待遇總不自在,因為我清楚知道,自己其實不過是在這個吃人的社會艱苦生存,而許多比我更努力更堅持的人不會受到這樣的關注,就只是因為他們不為人所認知。我對於自己受到這樣的厚待,其實很辛苦,因為你清楚知道自己不配,但又無法擺脫這樣的身份。而人們這樣的眼光也讓我無法好好與人相處,因為身邊的人,再不會視你如萍水相逢,從彼此的交互細節裏認識自己。

當這次運動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裏努力,不斷推進,大家就真正明白到,人性的光輝原來是這樣。無數的人們出錢出力,義載、做飯、提供留宿、派水、送出防具、派發不會被具名紀錄的單程車票、拯救抗爭前線落單的人,諸如此類。在這樣的光輝之下,驅散了圍著我那虛偽的犧牲者陰霾,我終於可以理所當然理直氣壯地說,其實自己懦弱不夠勇敢。而人們的眼光也終於離開雨傘運動,放到反修例勇敢的人兒。而這問題已經遠遠超出反修例了。

懦弱者都有只得懦弱者才可發揮的位置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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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尋路人——古老智慧對現代生命困境的回應》裏,人類學者Wade Davis提到兩萬七千年前,最後一群尼安德塔人默默離開了歐洲,「而在那之前的數千年,我們的直系祖先便已創造出驚人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洞穴藝術。他/她們深入地底,穿越狹隘的通道,在洞穴內用粗陋的現實主義風格畫出他們祟敬的動物,或單隻或成群。他們燃亮動物油脂,在閃爍火光下利用石壁的紋路使畫作栩栩如生,即便今日畫作中的動物早已滅絕,整個山洞卻依舊活靈活現。」

Davis的詩人朋友Clayton Eshleman研究洞穴藝術三十多年,他說狹隘黑暗的洞穴是讓他身心充滿「神秘熱情」的國度,身處隔絕感官的洞穴中,對所見及所感既驚嘆又困惑,想像力在意識與吞噬一切的世界間擺盪,「那是一座活生生而深不可測的水庫,儲滿通靈力量。」他不止注意岩石上畫作,也留意沒畫在岩石上的東西:野牛與馬是最常出現的動物,肉食性動物最為少見。這些畫像「孤零零地漂浮著,沒有背景,也無地平線。人像並不多,沒有打鬥畫面和狩獵場景,也沒有肢體衝突。」

文學理論家Northrop Frye想找出這些畫作的目的,卻徒勞無功,他說「我們或許可以使用宗教、神奇等字眼,但事實上,作畫者的動機中有某種複雜性、迫切性及極為龐大的力量,對此,我們而今仍無法掌握,更遑論重現當時的情景。」Frye把動物畫作視為「人類將知覺與能力延伸到他們在生活中看到的強悍之物。藝術家試圖將「潛藏在大自然的活力、美麗與難以捉摸的壯麗融入敏銳的心靈。」

Eshleman認同並指出人類在過去「確實具有動物性,直到之後的某一刻(不論我們承不承認),人類有意識地讓自己脫離了動物界,成為今日我們所知的獨特個體,而這門藝術便是向這一刻致敬。」Davis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洞穴裏的畫作,根本像是一疊「懷舊的明信片」,惋惜那段人類與動物曾為一體的已逝時光。這種藝術既是「一股巨大的精神脈動,企圖透過宗教儀式去調和甚至重建一段無法挽回的分離」,亦是一種對意義的詰問——為甚麼要分離,我們原始的面貌是甚麼。

我想香港這場反修例運動,不也是這樣嗎?強國國力無邊,到處都有其身影,港共政權不斷鎮壓香港反抗者,拉的拉殺的殺告的告,吞沒一切,我們如身在洞穴裏一樣無光絕望。但亦正因置身絕望中,心反而變得澄明。就好像那些洞穴畫作者一樣,香港有過幾百萬的人投身街頭,用盡各種的創意與辦法去行動,國際登報有之、衝擊有之、組成人鏈有之、堵塞有之、美術製圖宣傳有之、口號噴漆於街上有之……各式各樣,難道不也正是透過踐行去維護回歸善惡的通道,去為我們的原始大分離詰問意義嗎——在被教育為資本主義消費動物、與生命的本性良知分離之前,人該如何為人?生命對於孕我養我育我的土地,應該作出甚麼樣的回饋?每一次的行動實踐,都如那些古老的鄉愁明信片,在懷念、重塑,再現那個逝去香港,那個應當如此的自己。這一切一切,再不是簡單的金錢數字可以打發走。

在黑暗中創造,我們往後要怎樣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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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過後我們為甚麼要等五年?這五年來我們是為了甚麼要累積,是為了甚麼要堅毅不屈,是為了甚麼去磨練自己?前輩們,八九年後、九七後、零三七一後、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後、反高鐵後、推倒國民教育後,我們是為了甚麼活到此刻,是為了甚麼留在香港?是為了甚麼不斷去壯大自己?難道不是是為了今天?當政府在鬆動,當機器開始停轉,當螺絲開始不合作,就咬一口氣,幾十年了,難道不正是在等待,這樣的時刻嗎?希望我們會記著,那個對生命投入、執著、熱情的自己。

當下頃成永遠,歷史從來無法預測,都是各種各樣的連鎖效應。香港的抗爭者們,也是我們,在這兩個多月來戰戰兢兢地摸著石頭過河,來回修正地不斷創造不確定性,讓中共的勝利變得沒那麼理所當然。1989年沒有人會想過蘇聯會突然倒台,我聽馬嶽說過其時有許多博士生的研究論文還是在解釋為甚麼蘇聯可以持續下去,結果第二天蘇聯就倒下了。今天國際關注香港民主抗爭愈來愈多,中共未贏,我們未輸。

我們有機會贏。就算只有那麼弱小無望的微光。在這幾天,我居然開始這樣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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