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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被捕者送新屋嶺 1/3沒律師陪同錄口供 大部分律師卻在外乾等


自6月9日至今,警方在反送中示威活動中已拘捕高達883人。眾新聞向被捕人士及義務律師團隊了解,揭露多名被捕者曾遭警方暴力虐待,法律權益亦受到剝削。被捕人士有權會見律師,在錄口供之前尤其重要,但踏入8月,多次大規模拘捕行動,被捕人士被送往新屋嶺拘留中心,長時間未獲安排與律師會面,以8.11為例,十多位律師已到場,只有2、3名能入內見被捕者,大部分律師在外面乾等。有三分之一被捕者沒有律師陪同下錄口供,有人要求見律師達50次之多仍未獲安排,直至提供警誡供詞後,才見到律師。

警方在周二(27日)的例行記者會解釋,8.11有54人被送至新屋嶺,卻僅得兩、三名律師到場,以致大批被捕者如排隊「睇街症」。不過,民權觀察反駁指,當晚超過10名義務律師到場,只有2至3位律師可入內作法律探訪。有律師指警方僅安排到一間會面室予律師見被捕者,「十幾個律師(到新屋嶺)都冇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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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師質疑,警方令被捕者無法得到及時的法律支援,是剝削被捕者的基本權利。眾新聞製圖

被捕者與律師會面屢被拖延 部分個案等候大半日

7月28日有49人在上環衝突中被捕,包括民陣前召集人楊政賢。他坦言,由於有被捕經驗及社運人脈,他在被捕後不久,女朋友及社運朋友已知道他被捕,並為他安排法律支援。他被送到葵涌警署時已近29日凌晨零時,到凌晨4時許便獲安排見律師,算是葵涌警署內首批見到律師的被捕者。「律師過嚟,要同警察講見咩人,要講(被捕者)名。有啲人真係完全冇(律師)contact,以我嘅經驗,係完全冇可能打到(電話)畀律師。」

楊政賢指出,被捕者聯絡律師面對兩難:一則用自己的手機,「究竟你開唔開鎖?你一開鎖,冇錯,你可能打到畀律師,但係你有可能畀人搶電話,所以冇人會咁樣做。」二則要求警署提供電話,如果被捕者不記得律師電話,仍可要求警方提供律師名冊,「但問題係,搵邊個呢?使唔使錢?點知邊個義務律師?」即使被捕者記得律師電話,或能明確說出要找哪名律師,仍會被警方不斷拖延,「警察可以話:『得,安排緊你嘅電話。』咁咪喺度拖囉。」他表示,有囚友到29日下午、被捕大半日後,仍未能見到律師。

楊政賢提到,羈留中心有一塊白板,寫滿被捕者的姓名、罪名、是否需要見律師等資料,他們會盡量記住未有律師跟進的囚友名字,見義務律師時向知律師該些囚友需要法律支援。這樣互相幫助之下,義務律師才陸續接見葵涌警署內的被捕者。

7月28日上環衝突中,警方拘捕49人,大多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

跟進多個反送中運動被捕個案的義務律師Catherine(化名)指,被捕者被拖延見律師的問題顯然存在,「個狀況由8月5號開始尤其衰,部分原因可能係太多被捕人士喺同一間差館。」她解釋,警方往往僅開放一、兩間房供律師見被捕者,但同一警署內可有多達60、70名被捕者等著見律師,因為空間所限,每次只有一至兩名被捕者可以見律師團隊,導致輪候時間甚長。「之前(被捕者數量較少),可能一、兩個鐘就會見到;而家由我見第一個到最尾一個我想見嘅被捕者,因為我只能逐個逐個見,可能要十幾個鐘。」

Catherine補充指,具體安排因警署而異,例如在天水圍警署,警方曾開放一大、一細房間,大房可容納兩個律師團隊見被捕者,而細房供一個律師團隊使用,換言之,同時有3個律師團隊見被捕者。「我覺得最唔理想係新屋嶺。」她指出,新屋嶺拘留中心只是一個拘留中心,主要用作拘留非法入境者,並非一個警署,連報案室、正式會面的房間都欠奉,「所以警察成日都話,我哋冇房、 我哋冇房,跟住就唔畀律師入去。」

協助被全裸搜身女被捕者呂小姐(化名)的律師蔡梓蘊,早前亦曾公開批評新屋嶺拘留中心的安排。她提到,8月11日多人在尖沙咀等地被捕後送往新屋嶺,不少義務律師於短時間內到達,要求見被捕人士,但警員要求律師自行聯絡值日官,拒絕提供聯絡方法。即使律師找到值日官的聯絡電話,電話卻無人接聽。她指出,義務律師平均需要等候3至4小時,才有機會進入新屋嶺拘留中心。蔡梓蘊質疑,警方的做法令被捕者無法得到及時的法律支援,而被捕者有機會在見律師前就被要求錄取警誡供詞,她批評警方剝削被捕者的基本權利。

民權觀察指,警方在新屋嶺拘留中心僅安排一間會面室及一間茶水間予律師與被捕人士會面。警員曾限制律師關上房門,令整個法律探訪在私隱度極低的情況下進行,有違《基本法》下保障市民秘密諮詢法律意見的權利。警方及後拒絕律師在茶水間見被捕者,只提供一間會面室,令律師的法律探訪工作嚴重受阻。

逾10律師等見被捕者 個別被捕者要求見律師逾50次不果

Catherine又提到,被捕者有時會被送到其他區的警署或拘留中心,義務律師要逐一致電警署詢問,亦阻延了律師見被捕者。她舉例指,現場有人目睹某示威者被捕,會致電被捕支援熱線匯報,惟該人並不知道被捕者被送到哪個警署,義務律師接報後要去找到被捕者所在,如果示威者在金鐘被捕,他們一般會先聯絡中區警署或灣仔警署,「中區(警署)只會話冇,但唔會講被捕者喺邊個警署,或者唔會確認呢個人係咪被捕,咁咪要逐個警署嚟問。」

Catherine指,警方自8月5日開始使用新屋嶺拘留中心來拘留反送中被捕者,當日有70多人在天水圍被捕,「我哋嘅猜測係佢哋好驚(警署)被人圍,所以就搬晒所有人去新屋嶺。」 及至8月11日,遠至在銅鑼灣被捕的人士被亦送至新屋嶺,連同尖沙咀等區的被捕暫,當晚共有54人被送往新屋嶺。若非8月5日的經驗,義務律師大概不會想到向新屋嶺拘留中心查問。在剛過去的周六(24日)觀塘遊行後,申請人劉頴匡及義工、糾察等17人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最初拘押於觀塘警署,及後轉送至新屋嶺拘留中心,直至周一(26日)保釋。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在周二(2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指,主要考慮各區警察的使用量、承受能力以及被捕人士的數量,認為新屋嶺拘留中心空間較大,故將被捕者送到新屋嶺。

港台《視點31》早前揭示,8.11被送往新屋嶺拘留中心的被捕者中,有律師等候十多個小時仍未能見被捕者,亦有被捕者稱沒有律師陪同便錄了口供。江永祥回應律師見被捕者的安排指,8.11新屋嶺被捕者中,有36人曾見律師、18人在未有律師陪同錄口供。被問到警方是否未能安排被捕者見律師,江永祥稱,以他所知,「(8月11日)當晚唔知得兩個定三個律師到場㗎咋,好似去政府醫院睇街症咁,你都要排隊,醫生得閒先得㗎,係咪先?都要律師逐個見。」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隨後補充指,在近日的拘捕中,有個別律師代表很多不同的犯人,如果律師要逐個見,一定會出現有先有後的情況,「有時(被捕者)遲咗見(律師),並不是因為我哋冇房,可能因為個律師見緊第二個人,呢個都係常見嘅情況。」

不過,民權觀察同晚發稿反駁警方的說法,指8.11當晚民權觀察及其他團體的義務律師,合共超過10名義務律師,立即趕往新屋嶺拘留中心,要求與被捕人士進行法律探訪,但只有2至3位律師可以成功進行法律探訪,大部份律師遭警方拒絕或不合理地延遲法律探訪的要求。有義務律師透露,當晚有3個義務律師團隊、多達12、13人到新屋嶺拘留中心,但警方只安排一間會面室予律師見被捕者,「十幾個律師都冇用啦。」

民權觀察指出,有被捕人士曾向警方要求見律師逾50次,仍未能與律師見面,直至警方向他索取警誡供詞後才獲准見律師,另有3人提出見律師要求24小時後,才獲安排與律師會面,但他們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已被警方錄取警誡供詞。


警員查閱電子設備 手機沒放證物袋密封

被捕者遲遲未能見律師,令人憂慮法律權益被削弱。大律師潘淑瑛處理近日的義務法律支援工作時發現,警方經常在律師到達前,便叫被捕者簽署一份同意警務人員翻閱電話及電子裝備的文件,有違慣常做法。她指出,警方2014年處理雨傘運動被捕個案時,一般不會在律師不在場時促被捕者簽文件,做法不似近期那麼「猖狂」。

潘淑瑛指出,被捕人士取得法律意見前所簽署的文件,算不上自願簽署。她表示,律師到場後會提出抗議,要求警方取消有關文件,「但有時都會救到,但(警方在律師到場前)已經開咗(被捕者電子裝備),都冇辦法。」她提醒,被捕者不宜隨便簽署文件,應等待律師到場後,先聽取律師解釋、了解文件內容。

Catherine提到,警方收取被捕者的手機後,理應拆去電池,放入證物袋,再密封處理,並由被捕者簽署,惟她近日遇到有個案被捕已超過24小時,警方一直都未有將其電話放入證物袋,到她到場發現,警員才應她要求、在律師面前做該些程序。

楊政賢亦指,他被捕後被沒收電話,警方同樣遲遲沒有將電話放入證物袋,他多次提出抗議不果,更被警員用強光照眼。據他了解,有其他7.28被捕者的電話放入證物袋,但警員沒有密封證物袋,或沒有著被捕者簽署。

楊政賢認為,近日反送中運動中,警察濫權的情況比以往嚴重得多,「我2014年(被捕時)都係坐停車場,但係好快就被安排去錄口供、保釋到。畀警察鬧呢啲一定會發生,但至少簽證物袋、seal證物袋呢啲程序,佢哋唔會fake你,但而家佢係喺每一個細節,都嘗試去呃你、呃被捕者。佢係摧毀緊成個程序公義,嗰啲證物如果唔簽名可能唔用得㗎。佢就恰大家唔知。」

警方突然要求落口供 律師疲於奔命

即使律師與被捕者能夠聯絡,警方部分程序安排亦令律師難以向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民權觀察義務律師團隊的義工Fiona(化名)指出,律師團隊不時會突然收到訊息,指警方要求「即刻落口供」,需要律師即時到場,往往沒有具體的等候時限,「佢可能話ASAP,我哋真係廿分鐘內仆到去。」

「佢哋(警方)有啲留難緊大家,無論係義務律師定被捕者都係,令成件事好tensed、好突然,我哋唔能夠有任何準備就到場,我覺得警方某程度想係想製造咁樣嘅情況,令到我哋真係搵唔到人出去幫手,咁就冇㗎喇,佢就自己錄口供㗎喇。」Fiona表示,即使被捕者知道有權等到有律師在場才落口供,但有些人是初次被捕,容易被警方「凶」到,可能會想盡快落口供、盡快保釋。

深夜荒山野嶺放人 律師憂被捕者人身安全

Catherine跟進多個新屋嶺的被捕者個案,她形容,新屋嶺拘留中心的環境甚不理想,很多警方需要處理的事務、程序,新屋嶺都沒有相應設施配套,例如錄口供或有需要錄影,要動用特定的器材,但新屋嶺設備欠奉,因此,警方要預約上水警署或邊境總區警署的口供房,方能為被捕者落口供。

Catherine續指,新屋嶺拘留中心近似監獄,外圍圍了高欄,地理位置偏僻,律師、家人到那裡要受日曬雨淋,如被捕者在新屋嶺獲釋,要離開亦甚有困難。她提到,最早一批被送到新屋嶺的被捕者,在深夜獲釋,環境陰森,而該時段並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好些被捕者尚未成年,獨自在荒山野嶺活動,情況令人憂慮。

新屋嶺拘留中心位於文錦渡,以往多用於拘留非法入境者。Google Map圖片

Catherine表示,義務律師最初要求警方按照平常做法,讓被捕者在警署保釋,而被捕者家人可以到警署付保釋金及接人,「警察點都唔肯,話係保安理由。我哋嘅理解係佢好驚畀人圍。」義務律師與警方討價還價多時,警方才安排大巴送被捕者出上水,「呢個已經deal咗一大輪,警方本身連上水都唔肯同我講,淨係話送去一個坐到車、安全嘅地方。」雖然知道是上水,但警方拒絕說明在上水哪個位置,Catherine曾詢問是否上水港鐵站,警方亦不願意確認。她憶述,有一批被捕者的放人時間是凌晨2時至4時之間,警方動用4架車送被捕者出上水,4架車分別在上水不同位置放人,家屬唯有在港鐵站等候。律師本身熟悉上水環境,大概猜到警方在什麼位置放人,加上有義載司機協助,才不致令被捕者於深夜逗留在一個陌生環境太久。「如果唔係,嗰啲16歲𡃁仔,半夜三更喺一個完全唔知頭唔知路嘅地方落咗車,就真係……警方識講保安理由,但對被捕者嚟講,呢個係人身安全問題。」

被捕40小時才獲准致電家人

除了與律師見面有困難,被捕者要打電話給家人亦屢被拖延。楊政賢指,7.28被捕者被拘押在葵涌警署的時間偏長,他被拘留47小時才獲保釋,其他囚友拘留達48小時,甚至更長。他們被拘押期間多次要求打電話給家人,往往被不斷拖延,據楊政賢了解,等候時間最長的囚友,是將近保釋時才獲准致電家人,估計已等候約40小時。

楊政賢質疑,警方拖延被捕者致電家人,是為配合隨後的搜屋行動。他7月28日晚上被捕,拘留近一日後、29日晚上9時半,他被告知警方要搜屋,此前他都未獲安排打電話給家人,其餘多名要被搜屋的囚友亦然。49名被捕者中,絕大多數以非法集結罪名被拘捕,另有藏有攻擊性武器、阻差辦公等。「以前非法集結比較少聽人話要搜屋,我覺得呢個完全係intimidation同harassment。我算早(搜屋),我搜完返到警署(晚上)11點,有啲人先至啱啱開始出發、有人未出發,咁即係話,去到佢哋屋企嘅時候係午夜12點半、1點,敲門嚇親屋企人,呢個一定會,尤其是一啲冇經驗嘅屋企人。」

Catherine指,警方應向所有被捕人士派發「Pol 153 表格」,表格羅列被捕者有什麼權利,包括與家人通電、見律師等、外藉人士可聯絡領事館等。惟在近期的大規模拘捕行動中,不少被捕者都反映,被捕後很久仍未收到「Pol 153 表格」,「佢哋就唔係好清楚自己有咩right,好多人都係話冇得打電話畀屋企人。」她續指,警方會辯稱「我點知你打畀邊個」、「你落咗口供先可以打畀屋企人」等,但她知道有被捕者即使完成錄口供及搜屋,仍不能致電家人。

Catherine重申,「Pol 153 表格」寫明被捕者有權以電話聯絡一名親友a relative or friend),事實上,被捕者是有權打電話給朋友,不一定限於家人,警方不知道被捕者致電的對象並非合理解釋。她又質疑,即將警方有懷疑,仍有其他方法應對,而非不安排被捕者打電話,例如由警方先打電話,確認接電話者的身份後,才將電話交給被捕者;雙方通話時,警員亦可以從旁觀察,發現問題時即時終止通話。

Pol 153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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