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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失蹤」的法律後果—談國際法上的強迫失蹤


【撰文︰冼樂石】

前言

「人間蒸發」、「被失蹤」,在國際法上又稱為強迫失踨。這些詞語總能令人不寒而慄,原因並不只是受害人恐懼死亡、被禁錮或虐待,還包括受害人家屬或朋友長年因受害人下落不明帶來的心理壓力,以及社會因受害人不知所蹤而產生的「寒蟬效應」等。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不少國家都以「人間蒸發」的手段來控制國內的反對派、少數族裔和其他國家認為需要消滅、禁聲的人群。

國際社會的共識,是完全不接受任何人施行令他人強迫失踨的行為。在過去數十年間,國際社會就強迫失蹤的議題,已經達成一系列的共識,包括制定了禁止強迫失蹤的條約、慣例,懲罰下令、執行強迫失踨行為的人員,並且在聯合國架構內設立委員會,監督各國反強迫失蹤的進程。

最近在香港的示威中,有不少傳言均指被捕的示威者失去聯絡,甚至已遭遇不測,而警方﹑政府雖然一再強調沒有強迫失蹤的事件,但眾多迷團仍未解開,加上在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跌至接近谷底,除非有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所有被捕示威者安然無恙,否則強迫失蹤的影子仍然揮之不去。因此,本文希望從國際法的角度出發,介紹法律上強迫失蹤的定義﹑例子和後果,最後探討香港是否有強迫失蹤的問題。

由於市民對警隊和政府失去信心,不少市民堅信,8.31當天有示威者在太子站失蹤甚至遇害。太子站其中一個出口,已變成市民弔唁的地方。美聯社 
 

什麼是強迫失蹤?

簡單來說,強迫失蹤,就是國家機關違反人權地剝奪某人的人身自由,並否認實施上述行為。根據200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第二條,強迫失蹤是指:

…由國家代理人,或得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組織,實施逮捕﹑羈押﹑綁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剝奪自由的行為,並拒絕承認剝奪自由的實情,隱瞞失蹤者的命運或下落,致使失蹤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謢。

雖然在大部份的人權條約中並沒有直接提及強迫失蹤,但強迫失蹤所違反的人權,幾乎無一例外地均為各條約嚴禁違反並不能在任何情況下克減(derogate)的人權,例如生命權﹑免受酷刑﹑殘忍﹑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之權﹑人身自由和不受無故剝奪自由之權,以及在被侵犯人權時取得補救之權。除了上述條約外,強迫失蹤還可能違反了一些不在上述條約之列的國際文書,例如1957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准規則(曼德勒規則)》﹑以及聯合國大會分別在1979和1988年通過的《執法人員行為守則》《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

除了上述人權外,強迫失蹤帶來的還有對家人的影響。強迫失蹤通常嚴重影響家庭生活,尤其是當家庭的主要贍養者「被失蹤」後帶來的經濟困境。婦女在強迫失蹤案件中的影響更顯著︰如果她們家庭的男性「被失蹤」,她們在肩負養育家庭的責任外,還是解決「被失蹤」者問題的唯一代表,恐嚇﹑迫害和報復是少不免的;如果她們本身是「被失蹤」的受害者,她們又特別容易受到性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侵害。兒童也會成為強迫失蹤的受害者,而這明顯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個人身份權等規定。

強迫失蹤的起源與例子

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不同的國家都以強迫失蹤的手段打擊異己,維持自己的管治。在納粹德國,政府在希特勒總理1941年秘密發佈的《夜與霧法令》下,軍隊和司法部合作將任何在德佔區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員全部殺害,或者運至集中營「處理」,並刻意隱瞞這些人的下落。在法令生效的四年多內,有超過七千名「被失蹤」的人被送至集中營,其中不少都未能跨過鬼門關。到了冷戰高峰期的七十年代,南美智利﹑阿根廷和危地馬拉的獨裁軍政府為了鞏固統治﹑消滅境內的反對派和游擊隊,大規模地實施強迫失蹤手段,在打擊異己的同時,避免制造大量的「殉道者」,阻止反對派神化犧牲者。

到了今日,強迫失蹤仍然是個國際性的大問題,並且愈發嚴重。自1980年代泰米爾游擊隊存在以來,斯里蘭卡一直是強迫失蹤案件最多的國家,最高峰時有將近十萬人失踨,大部份都是游擊隊戰士向政府投降後失蹤。從2011年起,敘利亞有超過八萬人在動亂中「被失踨」,而政府到目前為止只承認其中的一百多人已經遇害,其他人仍然下落不明。阿根廷政府至今仍然不肯全面調查過去超過三萬名失蹤者的下落,而政府追究強迫失蹤施行者責任的力度非常弱。

一般而言,強迫失蹤是國家對付站在捍衛人權最前綫人員的常用手段。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記者、環保人士、勞工維權人士、人權律師、女權運動人士等等都是強迫失蹤的常見受害者,而國家亦經常利用強迫失踨對付戰爭後被占區的敵對人民、與黑幫串通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以及利用暴力手段,包括強迫失蹤,對付和平示威。

強迫失蹤在國際法上的後果

在國際法上,強迫失蹤的行為已經被不同的條約禁止,而施行強迫失蹤行為的人員,會被追究刑事責任。首先,上面提及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第六條,要求締約國最少以刑事程序追究所有涉及制造、指令、唆使或誘導制造或企圖制造強迫失蹤的人員,以及知情、故意置若罔聞、曾經行使責任或控制情況、又或者沒有盡力阻止強迫失蹤行為的上級官員。除此以外,正如本文前述,強迫失蹤的手段違反不同的人權保障,例如禁止施行酷刑,這些在各國的刑法中,或多或少有各種追究責任的罪名、程序。

但是,各位讀者可能會問︰這些由國家機關施行的手段,盼望國家去起訴、追究自己的責任,豈不是緣木求魚?沒錯,國際社會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因此對於最嚴重的強迫失蹤情況,國際社會可以國際刑事法中的「危害人類罪」起訴、追究施行者的責任。在納粹德國的例子中,副署《夜與霧法令》的軍隊總司令—凱特爾元帥,就被國際刑事法庭(又稱「紐倫堡大審」)追究相關刑責,最後被判處絞刑。今日,位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其組成文件—《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七條第一部份,就規定了若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在明知這一攻擊的情況下,作為攻擊的一部份而實施的」強迫人員失蹤行為,即屬危害人類罪,而指揮官亦會犯上相應的刑事責任。

香港有強迫失蹤的問題嗎?

雖然香港有示威者失蹤的新聞,但並不代表香港馬上出現了強迫失蹤的問題。首先,這些失蹤的新聞只是在兩三個星期前出現,但一般國際法上的強迫失蹤,失蹤的期間可以長至數年、數十年不等,因此香港的情況,在時間上並未達到國際案例的水平。其次,不少國際強迫失蹤的例子,都是有實質證據提出國家機關已經透過逮捕或其他方式控制失蹤人士,但在香港的新聞中,就連示威者、媒體亦不確定是否有示威者被捕後失蹤。當然,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中,市民與政府、警隊的互信基本消失的情況下,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兩方都會異常敏感;加上警隊近日對示威者施行的種種違反人權標準的行為,即使警隊如何辯解,亦難以說服市民大眾沒有任何強迫失蹤的情況。

結語

強迫失蹤可算是國家其中一種最為侵犯人權的行為,因為其後果不只要受害人承受,還有受害人身邊的親朋好友,而且其帶來的白色恐怖,更加是影響深遠。雖然香港尚未有經證實的強迫失蹤案例,但只要有關示威者失蹤的傳言一日未得到解決,強迫失蹤的影子仍在徘徊。

參考資料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2006年12月20日制定,2010年12月23日生效) 2716 UNTS 3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1998年7月17日制定,2002年7月1 日生效) 2187 UNTS 3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起草一個關於保護所有人不遭受強迫失蹤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規範性文書委員會閉會期間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的報告》,E/CN.4/2003/71 (2003年2月12日)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adly but Preventable Attacks: Killing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of those who Defend Human Rights" (2017)
Amnesty International, "Disappearances" (last accessed 9 September 2019)
Louise Doswald-Beck, "Prohibition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Louise Doswald-Beck, Human Rights in Times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OUP 2011)
José Zalaquett, "The Emergence of Disappearances as a Normative Issue" in Carrie Booth Walling and Susan Waltz (eds), Human Rights: From Practice to Poli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0)
"Night and Fog Decree" fro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以上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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