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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的亂世責任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是近年相當流行的一句話,從傘運到今次逆權運動都不斷有人拿這句話自勉及為其他人打氣。當然,有種責任是虛的說法,亂世中作甚麼選擇,如何負這個責任也許更重要。

一個半世紀前,美國培里艦隊硬闖江戶灣,逼德川幕府政權打開國門,令日本陷入前所未見的政治危機,連存續都成問題。生於這個亂世的日本人做了怎樣的選擇呢?有的像長州藩、薩摩藩志士如木戶孝允、伊藤博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那樣投身改革政府、政體大業,落手落腳從政治經濟上打造新日本;有的像勝海舟、榎本武楊則想令幕府政權延續,再由它循序漸進帶領日本步向西化。總之,直接投身政府推動改革是比較多人選的路。

日圓一萬円紙幣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

在眾多明治精英中有少數例外,沒有加入政府,其中之一就是創辦慶應義塾(今天的慶應義塾大學),專心以教育啟蒙國民為己任的福澤諭吉(他的頭像印在一萬円紙幣上)。在他的《福翁自傳》《福澤諭吉自傳》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解釋為何一再拒絕加入政府工作,並始終以啟蒙、教育為己任。

根據他的解釋,幕府年代他不願加入政府是因為從心裏厭惡幕府政權代表的門閥制度與鎖國主義,認為階級壁壘分明的社會阻礙人才流動,不公平之餘又未能盡用人才。到明治政府成立,算是打破了森嚴的門第區分,也積極引入西學;但在福澤諭吉眼中仍有兩大問題,其一是官員們愛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作威作福,虛張聲勢,加入政治只能同流合污,當個旁觀者則可以訕笑批評官員的裝腔作勢。其二是他認為明治政府官員私德敗壞。想學中國文人雅士三妻四妾過靡爛的私生活,令他恥與為伍。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福澤諭吉希望打破讀書人要倚靠政府生存的「惡習」,堅持現代日本知識份子該學懂自立自主,不以入仕為目標,因為「一國的獨立自主來自於國民的自主之心,若舉國皆帶著古來的奴隸劣根性,那麼國家如何維持。」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他到死始終保持在野的身份,只以學者、報人的姿態向政府進言,始終不願成為政府官員。

慶應義塾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的「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維基百科照片。

老實說,當官的路其實比較容易走,特別是進入明治以後,政府大權在握,福澤諭吉又是少數精通英語、荷蘭語、漢語兼通曉世界事務的社會精英,即使不能像伊藤博文那樣四度出任首相,要當個文部大臣一點不難,還可以藉此推動慶應義塾大學的發展。但福澤始終不受誘惑,身在亂世不求急功近利,堅持長遠對國家最有益的道路。百年後回看,他保持民間學者身分反令影響力更悠久深遠,穿透不同時代。

《福翁自傳》記述了很多福澤諭吉初訪歐美時的軼事趣事,難得的是他沒有試圖為自己「漂白」或把自己變成英明神武的人物,而是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如實把自己如「大鄉里」的窘態呈現在讀者面前,教人看時忍俊不禁,還覺得這個大學創辦人非常可親。想從側面看幕末、明治年間日本的巨變,1899年出版的《福翁自傳》/《福澤諭吉自傳》是很好的選擇。

PS. 福澤諭吉這名字原來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不陌生。話說1914年時,日本藉一戰爆發之機進軍時為德國地盤的山東青島。其後有日本高級軍官到附近一個小縣巡視,走到鄉間一個小學堂,隨口問中國小學生中國人誰最偉大,全班回答說:「孫逸仙!」再問,那麼日本呢?學生們答「福澤諭吉!」學生們的反應當然令人意外,以知名度計一般人大概以為明治天皇、伊藤博文、乃木希典等的名聲更響。但由此可見福澤諭吉對日本近代化的貢獻連其他國家的人也注意到。

延伸閱讀: 《福澤諭吉自傳》,福澤諭吉著,楊永良譯,麥田,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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