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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的經濟分析


【撰文:黃兆基】
作者從事大專教育及經濟研究

中美貿易戰已僵持了一段時間,雖經多次會談,中美雙方仍有很大分歧。美國對中國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中國須購買美國商品,減少貿易順差,第二,開放各行業對外商的股權及經營的限制,美國指中國一直沒有開放國內市場,違背2001年加入世貿時的承諾;第三,中國的產業政策必須改變,特別是補貼國內企業,保護知識產權不力,強制外商轉讓技術等問題,實為雙方深層矛盾的根源。要滿足美國要求並不容易,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實反映國際分工格局,要求雙邊貿易平衡並不實際,行政手段雖可減低雙邊貿易不平衡,但如果美國的儲蓄率不變,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只會轉移到其他國家;第二和第三點實際牽涉中國發展模式與自由經濟體系之間的矛盾,某些行業如互聯網絡、金融業等,中國一直視為禁臠,難以妥協;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承諾不難,美方是否滿意,關鍵還在具體政策法例如何執行。

要衡量中美貿易戰,須兼顧經濟理論與實證分析,本文擬討論貿易戰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短期來說,提高關稅會改變商品價格,影響消費與生產,西方已有一些學術研究分析貿易戰以來的短期影響,雖然這些短期影響不致於太嚴重,但現在中美協議遙遙無期,必會有深遠的長期影響,特別對中國而言,人均收入尚處中等水平,急於重組產業結構、提升技術,以跨進發達國家門檻,有些人更認為美國發動貿易戰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美國首先實施的25%關稅亦針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為主,如果貿易戰全面惡化,既會令跨國產業鏈重組,亦會妨礙中國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當然這些長期影響尚待觀察,現階段只能作一些推測。

貿易條件變化

國際經濟學裡有最優關稅及貿易戰的理論(如早年Gorman(1942)的分析),當兩個國家展開貿易戰,誰的損失更大一點,取決於兩國的出口供給彈性。甲乙兩國貿易,甲國的最優關稅,與乙國的出口供給彈性(即價格上升1%會令出口供給增加多少%)成反比,乙國的出口供給彈性越低,代表乙國依賴出口的程度越高,甲國的市場力量則越大,有能力以徵收高關稅來改善其貿易條件(即一國的出口商品價格與其進口商品價格之比),以提高福利。一個國家的出口供給彈性越高,貿易戰發生的損失就會較小,甚至可從中獲利。

以上理論可能有點複雜,一個更為直觀的分析方法,是看出口方和進口方怎樣分擔關稅的支出,就是所謂穿越(pass-through)的問題,最近有幾個研究Fajgelbaum, Goldberg, Kennedy, and Khandelwal (2019, 以下稱FGKK), Amiti, Redding, and Weinstein  (2019,以下稱ARW) ,以及Flaaen, Hortacsu and Tintelnot (2019, 以下稱FHT)可供參考,FGKK及ARW不約而同指出,貿易戰爆發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並無減低,美國關稅全部轉嫁美國消費者,顯示中方的出口供給彈性極高。如要分析關稅對福利的影響,除了消費者的損失,也要計算本地生產者因進口替代而增加的利潤,以及政府的稅收,按ARW的推算,2018年1月至11月間美國因增加的關稅損失共192億美元,如以2018年九月對中國實施的關稅來算,一年會造成528億美元的損失,如果對中國的關稅提高至25%,ARW估算每年損失會增加至1061億美元(佔美國GDP 0.54%),不算太高,FGKK估計的福利損失則更少,僅為78億美元(佔美國GDP 0.04%)。

這些研究結果頗出人意料,以美國的經濟規模,理應有市場力量影響貿易條件,但由於貿易戰發生的時間不長,這些研究都限於短期分析,涵蓋僅幾個月,出口價可能短期內難以調整,與關稅的長期影響很不一樣,如果以Broda, Limao and Weinstein  (2008,以下稱BLW) 的研究結果來推斷的話,長期的出口供應彈性會較低,美國的關稅應會降低中國出口價格,改善美國的貿易條件,消費者不致於負擔全額關稅,但也要注意BLW的文章發表了超過十年,當時中國的出口以勞動密集的商品為主,供給彈性偏低,議價能力或較弱。而FHT的研究顯示,價格的影響取決於出口企業能轉移生產地點避開關稅,2018年美國對所有的洗衣機進口徵關稅,結果令洗衣機價格大增;對比2016年美國單對中國製造的洗衣機徵收反傾銷關稅,中國產品便被其他國家的出口替代,結果是美國的價格變化不大,生產轉移的問題下文續有論述。至於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即使中國貨物的出口價雖暫時沒有太大變化,也不代表中國沒有損失,因為生產與就業都會減少。而中國對美開徵的關稅,其影響也差不多,最近幾個月中國的食品類價格升幅很大,亦與貿易戰有關。

重整供應鏈

最優關稅理論分析的都是消費品貿易,整個生產過程都集中於同一個國家,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程度遠超於二十世紀初,一件商品的產業供應鏈往往分佈多個國家,必須重新考慮有關分析。關稅除了改變價格以外,出口企業面對高關稅,營業額必會下降,產業更可能重組供應鏈,轉移到別國生產,導致大量工人失業,經濟增長放緩。其實在貿易戰爆發前,中國已開始調整發展戰略,積極以產業政策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勞動密集產業則逐漸萎縮,隨著中國經濟結構改變,貿易結構亦發生頗大變化,表一、二顯示中國近年主要勞動密集產業出口的情況。

由於中國產品有不少經香港出口,所以把兩地出口相加計算,由2013至2018年五年間,中國和香港的鞋類和成衣出口佔世界份額都下跌了約10個百分點,跌幅相當驚人,資本密集的紡織業,情況則沒有那麼嚴重。廣東近十年最低工資增長超過200%,因勞動成本上升,在貿易戰爆發以前,勞動密集工業已開始從中國轉移到亞洲其他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生產,同期間,越南的鞋類出口佔世界份額從6.76%增至14.56%,成衣類出口份額從3.81%增至6.28%,企業如Nike在越南的產量已超越中國,轉移生產基地的當不止於美國企業,其他國家的服裝生產商如Zara、Adidas也一樣將生產線遷往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自2018年底這些國家對美出口都大增,另外按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約有一半的在華美國企業已經或考慮將生產線遷往其他國家,增加關稅會加快這過程。

2018下半年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製造業產品遽減,中國的貿易盈餘暫未有大幅減少,但產業鏈重整已經開始,長期結果還有待觀察。中國的剩餘產能能否用作滿足其他市場?如果不能全部轉移用途的話,便有失業及經濟增長停滯之虞。暫時數據(表三)則顯示,中美進出口2019年首五個月比2018年同期下降僅8.54%,總出口和機電產品出口差不多沒有增長,但而半導體等零部件進口業減少了7至8%(HS編碼8541、8542的產品),預示未來電子產品的出口會減少。劉遵義(2018)曾估計貿易戰最壞的情況,如果加關稅令中國對美國出口下跌一半,中國的增長率只會減低1.12%。劉估計貿易戰的影響有限,但他只考慮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減少,或有欠全面,如果中美談判失敗,美國對所有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必有大量企業撤離中國,轉移生產基地,中國出口到美國以外的國家的也會受影響,會否引發經濟危機,更是難以預測。

產業技術升級

中美談判的另一個焦點,是中國對外資企業的限制和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中國要轉型發展高技術產業,毋庸置疑,以其中國模式、舉國之力,集中發展某些高科技產業,其中國製造2025計畫更列出各高科技產業的進口替代指標,近年高科技產業的出口增長甚快,但產業間表現參差(表四至六),最突出的莫過於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中國的電話及其他通信設備出口已是世界第一,但飛機和醫藥則距離世界前沿甚遠,高科技產業提升技術需時,當然不像發展本身具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產業那麼容易。

回看過去十年,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雖有增加,但不足以抵消勞動密集產品出口之不振,導致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大大下降,出口與GDP之比從2006年的高峰0.36降至2018年不足0.20。中國要發展高科技產業,達到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當然不易,雖然中國慣於以政策把國外對手排除在外,讓本地企業佔據國內市場,但歐美競爭對手亦不會輕易轉讓技術及讓出國外市場,或會令中國漸漸偏離出口帶動的發展策略,而走上進口替代的道路。

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還相當依賴外資,70%以上的都是外資(包括港、澳、台)企業在中國的投資生產,再把產品出口到國外市場,以電腦業為例,美國設計主要晶片,拿到臺灣製造,再由中國組裝零件,最後出口到美國及其他市場,因此受美國關稅打擊的很多是外國企業,雖然高科技行業受勞動成本的影響較少,而中國的產業基礎設施也非其他東南亞可輕易取代,但貿易戰仍有可能加速勞動密集的工序萎縮,如富士康就考慮把裝配手機的工廠遷到印度。外資企業要重組供應鏈,需要投資大額固定資產,固然代價不菲。另一方面,外資若一旦撤離,會令中國失去技術轉移的一個重要途徑,有礙中國產業升級。當然中國近年也極力鼓勵自主研發,也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未見有明顯提高,但這並非本文的討論範圍。

中國慣常引進科技的手段,不外乎收購國外高科技公司(如美的集團收購德國機械人公司Kuka),或引進外資並要求技術轉移(如從西門子及日本川崎重工得到高鐵技術),國內企業再改良技術而成為行業主要競爭者,當中亦造成頗多國際矛盾。美國貿易代表2018年的報告,列舉中國的引進科技政策,指控中國涉嫌支持盜竊商用技術,及強迫外企轉讓技術給中方合作企業,令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蒙受極大損失。中國對一些想發展的產業,便會設法以市場換技術,例如外國汽車企業想進入中國市場,由於中國汽車進口關稅高昂,不少外國企業都選擇直接投資中國生產,但按規定須與中國企業合資生產,控股不能超過50%,政府能以各種規管手段威逼利誘外企,要求轉移技術給本地合夥企業,更往往壓低技術授權費。外國投資使中國汽車工業技術的顯著提升,目前中外合資生產已能滿足大量國內需求;至於技術要求更高的產業如航空裝備,同樣要依賴國外技術,中國也使用類似手法,中國商用飛機研製C919民航機,也會要求零部件供應商和國內企業合資設廠並轉移技術。但部分外商對投資中國及技術轉移甚為謹慎,龍頭企業波音和空客在中國的廠房只負責機艙佈置及噴油等低技術工序,中國從他們得到的技術有限,但其他飛機零部件供應商則往往要配合中國政策,才能取得訂單。
面對中國模式的技術轉移,近年美國審查中國的海外併購趨嚴,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於2018年更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評核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前者針對外資在美國的投資,凡涉及國家安全的項目,須經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嚴格審查,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則列出新興技術產業清單,嚴格控制出口與技術轉讓。歐盟對外國投資並無統一強制政策,屬成員國自行管轄範圍,但歐盟也於2019年4月定下指引,加強審視影響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非欧盟國家的投資,歐盟一些主要成員如德、法、英,已經收緊相關措施,例如自美的收購Kuka以來,不少德國政要不滿,要求對中國資金提高戒備,其後禁止中國企業收購金屬機械公司Leifield Metal Spinning,以免再有重要科技公司落入中國手中。預計中國要收購歐美的科技公司,或要求外國企業技術授權,會越來越難。

政治經濟學的考慮

貿易戰對中美雙方都會有損失,從經濟角度看當然議和對雙方都有利,但現實政治錯綜複雜,中美能否達成協議實屬未知之數,不少經濟學家對兩國的政策屢作批評,一些觀點已是老生常談,中美貿易現有格局實際是產業鏈分工的體現,貿易逆差的主因是消費太多儲蓄太少,美國不應以貿易政策來解決宏觀經濟問題。另一方面,中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力,強迫外資轉移技術為人咎病,中方當然辯稱外企轉移技術實乃自願,但有論者認為實際情況更像是電影《教父》的名句"I'm going to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Branstetter 2018),不改變這些政策只會令外企卻步,對中國沒有好處,長遠來說,面對國際壓力,中國無可避免要作一些讓步,最近就局部開放了一些行業,如放寬汽車行業外商的股權及經營限制,並訂立外商投資法,禁止政府以行政手段強制外商轉讓技術。

中美即使最終能達成協議,最後結果對那一方更有利,視乎雙方政經實力和依賴貿易的程度。表面上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對中國的態度都十分強硬,其態度會否軟化,仍須看美國國內反應,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與美國GDP之比低於3%,關稅雖影響眾多消費者,但個人的損失有限,難以匯聚壓力;貿易政策往往更受出口生產商所左右,他們即使數目不多,卻會積極遊說政府更改政策,貿易戰開始以來不少企業損失慘重,如依賴進口鋼材的鋼製品企業Mid Continent Steel and Wire,供應晶片給華為的美國科技企業,以及售賣大豆給中國的美國農民,特別是中西部支持特朗普的農業州份,農民變節可能會影響下一次總統選舉的結果。中國體制不透明,難看清主戰主和雙方的角力,小道消息雖多,但難辨真偽,以目前的政治環境來說,要作預測甚難。最終中美兩國各要付多少代價,尚待談判結果而定,而長期的量化分析,則要等數年後的數據了。
 
參考文獻
Amiti, Redding, and Weinstein (2019)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 NBER paper, 
Branstetter, L. (2018), "China'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Problem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roda, Limao and Weinstein (2008), "Optimal Tariffs and Market Power: the Evid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 2035-65.
Fajgelbaum, Goldberg, Kennedy, and Khandelwal (2019), “Return of Protectionism” NBER paper 
Flaaen, Hortacsu and Tintelnot (2019), "The Production Relocation and Price Effects of the U.S. Trade Policy: the Case of Washing Machine,"
Gorman, W. (1958), "Tariffs, Retaliation, and th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Impor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5(68), 133 – 162.
Lau, L. (2018), 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March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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