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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小時的被捕支援與抗爭


【撰文:許麗明】

2019年9月29日,我被捕了。

10月3日下午,被控襲警而上庭。當日和平佔中九子案的黃浩銘及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刑滿出獄。當年捷克擺脫共產黨而獨立前,人民正正是接力地被捕入獄,如果這是成功爭取民主普選的過程,無法逃避。

許麗明今年7月接受眾新聞訪問時攝。莊曉彤攝

被捕支援必不可少

自6月以來,我以社工的身份在抗爭的場域監察警權和提供被捕支援,這是社工工作的本份,特別是曾任外展社工的我更是責無旁貸。

9月29日下午17時38分,我在現場支援被捕者時,突然被捕,然後就是被扣留70小時(最終因身體出狀況而留院,被扣留了96 小時後上庭);21小時沒有吃過東西;10小時才獲得醫生治療; 8小時才可見到律師;還有是右手手掌因手腕被索帶緊索至冰冷20分鐘。這一連串的事實都反映社工為被捕者提供被捕支援是十分重要的。

不力爭就無法看醫生

從17時38分在金鐘被捕現場至到達警察總部大概是40分鐘,當時有警員登記每一個人的個人資料及詢問是否需要睇醫生,並表示需要睇醫生的人先乘車到北角警署。我們於19時19分上車,在車未出發前,有警員上車確認一次是否在車上的被捕者都是要求看醫生的,其中有二人不是便下車轉了要看醫生的人上車。車程約10分鐘。到達北角警署後,所有人都要停留在停車場,並雙手放於背後繼續被索帶扣實,動彈不得,我的汗水直流入眼中引至刺痛及視線模糊,唯有要求身旁的女防暴為我揩拭。大概19時30分以後,只記得整個北角警署的停車場都是人,成為了臨時工作室,很多警員及被捕者,可以知道的是警員都是來自不同區域的, 工作時並沒有默契,甚至有人向自己的上司破口大罵投訴其他隊伍的警員。我能說的是:一片混亂。

警員就不下一次說,很忙。而我曾對警員說:「我是社署叫我們在場做被捕支援的社工也被捕了,是拉得太多人了」 。當然會忙。這樣的說話我是平平靜靜,理直氣壯的說出來的。所以,警員聽完就沒有回應了。事實上,當警員看到我身上寫著社工字樣的T恤時,都彷彿有一點客氣, 然而,對待其他被捕者令我心痛得很。

22時50分,我在沒有律師陪同下被逼進行會面紀錄,我曾詢問警員是否可以看醫生,警員的回應是「安排緊」。

9月30日01時30分左右,再次要求看醫生,當時除了手痛已出現暈眩、胃痛的情況,警員的回應是「安排緊」 。當時也有在場的其他被捕者舉手表示要看醫生。警員的回應是「安排緊」。

02時15分,我見完律師後再次向警員追問看醫生的安排,當時有警員表示我需要登記才可以看醫生的。當下我明白到,於19 時19分前在警察總部的登記根本是不存在的,他們根本沒有交換資料,之前的警員所做的工作都是徒勞。

02時45分,我發現警員並未安排之前舉手要求看醫生的人登記,於是我追問警員,當時,警員向現場50幾人說:「邊個要睇醫生的舉手,並坐在前面的地上」。那個時候我看著差不多20個年青人緩緩地移動身軀,一個個的坐在我周圍, 漸漸發現他們的手、腳,甚至頭都在滲血……, 而他們卻是坐在邋遢的停車場地上。

我立即把身上所有未被沒收的生理鹽水、濕紙巾、紗布、藥水膠布、 醫生膠布給他們,被捕者中有一位護理系學生,於是大家互相照顧, 並強調讓傷得較重的人先去醫院。然而,我覺得這是不合情理的, 所以我要求警員幫他們治理。警員的回應是「安排緊」。

直至04時55分,我離開警署去醫院時,仍未見有任何跟進。

6月26晚,示威者第二次包圍灣仔警察總部。沒有裝備的許麗明,就是這樣張開雙臂擋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間,懇求警察給多點時間讓示威者離開。香港電台直播截圖

律師的確早就來找我

17時38分被捕後帶到警總登記個人資料時隨即表示要聯絡律師卻被拒絕。

一直待至21時40分在北角警署見到當值官後,終於成功聯絡了律師,通知我身處位置。排在我前面致電律師的一個年青人先打了自己記得的號碼無人接聽,於是我立即說出民陣的電話號碼,他總算成功通知了外界,他身在北角警署。

22時50分,警員要求我進行會面紀錄,我一再強調必須見律師,並指肯定有律師已到達與我面見。警員不予理會,又於警員單方面寫完會面紀錄後要求我簽署時,我表示需要見完律師才簽文件,警員表示:「我地唔等律師架」。最後,警員在會面紀錄中寫上我「拒絕簽署」,我表示必須註明是我要見完律師才簽文件,最終我沒有簽署此文件。

9月30日00時,我再次要求見律師, 警員表示要完成程序才可見。

01時,當防暴把我移交給北角警署時,我再一次強調律師已經來到,我要見律師,然而警員表示沒有任何人要求見我。

01時45分,我正式與律師會面,律師表示他早在9月29日20時已知道我在北角警署,在我進行會面紀錄時的22時50分他已身在警署,並多次要求見我被拒。

這反映警方並沒有按照正常的程序讓被捕者得到應有的權利, 甚至是刻意阻撓, 而我是親眼看到年青人被剝削找律師和家人的權利。

 被捕者理應享有合理權益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被捕者是未經定罪仍然不是囚犯, 理應享有合理的權益。可是,當我打電話給律師時, 排在我後面的大學生表示要聯絡家人,被一口拒絕就帶走了, 我連為他據理力爭的機會也沒有。而我能做的是聽著他們的名字, 待我見律師時交給律師。事實上, 任何一個被捕者都有權打電話給律師,或聯絡家人通知自己被捕, 大部份警員是有按程序把相關的文件:〈發給羈留人士或接受警方調查人士的通知書〉(下稱〈通知書〉)給被捕者簽收,卻不讓我們享有當中的權利。更甚的是,有一個被捕者簽署了〈通知書〉及會面紀錄,卻沒有收到副本。

看守者

9月30日04時55分,我上了救護車到達醫院,醫生表示需要我吊鹽水及留院, 因為差不多一天沒有吃東西及少喝水而整個人都處於「很乾」 的狀態。在醫院,任何時候都有至少兩個人看守著我, 而大部份都是年輕警員。每一個都沒有蒙面及身上都有編號(除了一 個女防暴刻意蓋上),雖然身上都有武器,卻沒有舉起,當我直視他們時,他們總會轉開視線。我再看看躺在我旁邊的被捕年輕人,看著看著,他們都會跟我點頭。在我眼前的同是年輕人,有人為理想而被捕,有人為生活而追捕別人,又或者,他們是為了自己相信的理想而作為。有一個上了年紀的警員跟我說: 「我除咗件衫,我哋都可以成為朋友」,我沒有回應,因為沒有人能控制另一個人穿上或脫下那套制服,如果你說是「身不由己」,是在找藉口,「平庸的惡」是一種選擇。

許麗明(右)和她身旁的社工拍檔陳虹秀,都先後被捕。陳虹秀於8.31晚上在銅鑼灣被捕。莊曉彤攝

被看守的人

在96小時之內,我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牽引看守者的神經,當我躺在床上安安靜靜時,他們是最安心的,而我雙腳一動要去洗手間好,伸展也好,看守者必須跟隨著我,而我看著他們站著、坐著,時而被護士要求離開病房,時而被叫轉移停留的位置。我在想,他們是看守者還是被看守的人呢?於是,每一個看守我的女警,特別是年輕的我都給一點慰問,例如請她們坐下休息,叫她們斟水飲等,每個慰問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關心,不論立場或身份的慰問,無論她們接受還是討厭,只要是選擇繼續穿上這套制服,就要繼續面對這一個被捕者的慰問。

被看守的我,並非不自主的,至少我的心是平安和自由的。因為我知道自己無犯罪,也知道自己的權益。

曾經在我書寫時有警員想干預,而我慢慢地說書寫是我的權利,我做被捕支援的,這一點我很清楚,而他默然。 

存在就是抗爭,公民社會不容撼動

被扣留第48小時,我就開始向警員查問是否會上庭或被保釋,當我知道所有人都要被扣留超過48小時後上庭,內心閃過一點怒火,但很快便熄滅,因為我知道被扣留而不意志消沉就是抗爭,在抗爭的場域我只是執行社工的職務,從來不是抗爭者,當下,則「存在就是抗爭」,而且我知道,在外面的朋友,律師都為我們努力地奔波。我能做的是抖擻精神,面對未來的路。

香港人已建立了公民社會,是不會輕易被撼動的。 

香港人不能失去年青一代

當關心我的人說,請不要再出去了,要好好照顧自己,心中感到溫暖卻矛盾,我明明知道有一班正受到不公義對待的人在受苦,有人更是因為救人而被捕的,我真的能坐視不理?

那天在法庭覊留室的牆上,我看到「我們是打不死的小強」,或許是出自一個被控暴動罪的女孩的手。這一代年輕人的身體、心靈與未來被毀,卻沒有退縮,香港不能失去他們,當下政權正在摧毀這一代年青人,我們不能離棄他們,本不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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