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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

高錕是縱容嗎?


【撰文:山山】
 
1993年11月1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正值中大建校三十周年開放日,時任校長的高錕,在開幕致辭時遭學生衝上台搶麥克風,其後他參觀學生團體的各種展覽,又再次遭到學生的抗議。
 
當時身為中大學生的周保松,現為該校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在《我們的黃金時代》一書中,憶述了這段往事。

作者回想當年作為《中大學生報》的記者,提問高校長對這些事的回應時,他「自然而然」地説:「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後來高校長太太想起這段往事時,記得他回家後,和她説:「甚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可是,他對抗議學生不作處分的決定,卻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不但在大學管理層和校友組織幾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有人視他的寛容為縱容,連不少教師也認為高校長治校無方,以致在他離任時,對他評價甚低。
 
然而,高校長並不因拒絕懲處學生受到非議而遷怒他們,作者回憶,高校長仍然每年寫一封信給學生會和學生報,答謝同學的貢獻,並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幫助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這些事,高校長從來沒有公開過。」「他也從不視我們為敵。」
 
為何高校長有此雅量?
 
作者認為,被譽為光纖之父,後來更得到諾貝爾獎的高校長,對學生的包容,乃源於他是一位無倦於追求真理的科學家。要發現真理,就必須有充份自由的學術環境,無懼挑戰權威。要在學術上有突破和創新,就必須鼓勵、包容、尊重異見。高校長後來在1999年一次的訪問中説:「我讀科學最大的優勢,係待人處事都用開放的態度。…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這話在形容個人的學術研究容易,要倒過來去容納學生的挑戰,且還要背負其他同事的埋怨奚落,便需要是一位真正將其求真精神及敢於接受異見的學術修為,內化為行事為人的品德之君子了。

環顧今天各大專院校的校長,有哪個願意放下身段真心聆聽學生的訴求,珍惜及力保他們的言論自由及安全?連一個富商稍為表態請求強權政府對年青人網開一面,都被定性為縱容犯罪的今天,高校長的風骨,怎不令人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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