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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967和2019社會動亂的異同之一:性質與目的


最近筆者經常被問及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比較當下的社會抗爭活動與1967年左派發動的暴動,特別是自從林鄭政府宣佈引用《緊急法》的權限制定《禁蒙面法》後,更多朋友想知道這兩次社會抗爭事件的異同,有見及此,筆者特別撰寫這組文章,以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這兩次社會事件,性質十分不同。從政治、經濟、社會、民心乃至事後影響等等都迥異,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們都促進了香港本土意識的形成。1967年那次是本土意識的誕生,2019年這次則是本土意識的成熟發展。由於2019年的社會事件尚未結束,仍然在發展中,現在就來比較,未必很客觀,所以只能算是筆者的初步觀察甚或臆測而不是定論,這是讀者必須注意的地方。

首先,談談對兩次社會事件的稱謂和性質

事件的稱謂和事件本身的性質是密不可分的。事件的稱謂必須恰如其分地反映它的實質,這是一個「定性」的問題。

對1967年事件,筆者沿用香港社會習慣說法是「1967年左派暴動」,對2019年的社會事件,香港暫時沒有統一的稱謂(有人稱之為「香港自由之夏」,或者「己亥之亂」),筆者姑且稱之為「2019年反送中運動」。前者突出亂源來自一個群體,並對其運動帶有一定的貶義,後者突出亂源出自一個領導人個人的失誤,對運動本身帶有褒義。當然,所謂褒貶,都是根據筆者主觀的評價。

1967年「左派暴動」最本質的地方,是它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向香港延伸的結果,而2019年「反送中運動」則是香港市民自發捍衛自由、爭取民主的抗爭。現將兩者的特點表列如下:

第二,兩次社會事件的發動者及其目的

67暴動的發動者是中共香港工委,是當年除了港英殖民地政府以外,香港實際上存在的一個地下「半政權實體」。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沒有明確的組織者,發起兩次百萬級及數次十萬級示威遊行活動的「民間人權陣線」只是具體示威活動的主辦者,它算不上是整個抗爭活動的組織者。用時下的術語是:67暴動有「大台」,19反送中運動「沒有大台」。關於1967年暴動的發動和目的詳見筆者《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中,有非常詳盡的分析,這裡不贅。

1967年時,中共香港工委在內地文化大革命「奪權」風氣的影響下,引入內地文革鬥爭模式企圖奪取港英政府的管治權。2019年時,則是香港民眾自覺捍衛「一國兩制」架構中香港的一制以免受到內地的一制蠶食。運動提出的五大訴求,沒有一個是為了奪取特區政府的管治權。但是,中共出於強力鎮壓香港民眾運動的目的,硬把民眾的合理訴求說成是他們要同中央「爭奪對香港的管治權」這一莫須有的罪名。

第三,兩次社會事件的導火線及其社會基礎

1967年的導火線是新蒲崗塑膠廠一宗勞資糾紛,2019年的導火線則是林鄭要強行通過《修訂逃犯條例》,拆除「一國兩制」中,兩個司法制度之間的防火牆。

導致67暴動的深層次矛盾有三:
- 民族矛盾:當年殖民地政府與民眾之間、華人與洋人之間的矛盾相當嚴重;
- 階級矛盾:當年社會貧富懸殊,資本家與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相當突出;
- 官民矛盾:當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矛盾嚴重,主要表現為官員貪腐、霸凌、殘暴魚肉老百姓。

上述三大矛盾積累了近120年(1841-66),終於導致67暴動的爆發。

導致今年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矛盾,如果可以套用上述三大矛盾的分析框架,但賦予現代版的解讀,則三大矛盾可以作這樣的解釋:

- 民族矛盾:本土意識興起。回歸後,特別是2010年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急劇膨脹,捍衛本土利益的呼聲日高,以《香港民族論》為代表的論述,強調大陸與香港由於不同的歷史經驗,形成兩個不同的民族。這個論述未必獲大多數人的認同,但在青年人中很有市場則是不爭之事。
- 階級矛盾:地產霸權。回歸後,由於政治制度的設計(立法會設功能組別),使建制派擁有否決權,泛民主派提出的各項「收入重新分配」的社會經濟政策都無從執行,導致階級矛盾更趨嚴重;
- 官民矛盾:特區政府向「一國」傾斜,未能捍衛「兩制」利益,例如對中央隨心所欲踐踏《基本法》立法精神無所抗辯,迎合中共意圖任意DQ 民選議員等。

上述矛盾積累了20年(1997-2019),終於導致19年的大規模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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