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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批臨時禁制令禁公開警員個人資料 學者憂「非法」定義含糊 記者採訪會受阻撓


律政司司長及警務處處長周五(25日)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公開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職位、住址、相片、Facebook帳戶等,以及禁止任何人恐嚇及騷擾警員及其家人。法庭下午緊急開庭處理,法官周家明批出臨時禁制令,有效期至下月8日上午10時30分,屆時法院會再處理。有研究傳媒法的法律學者憂慮,禁制令中「非法(unlawful)」的定義含糊,有機會令新聞機構自我審查,亦擔心禁制令會帶來反效果,記者現場拍攝或會被阻撓,令採訪更困難。

申請禁制令的原告為律政司司長及警務處處長,其中警務處處長代表所有警員及輔警;被告為非法披露或使用警員及輔警個人資料的人士。原告亦申請法庭頒令,要求被告須採取所有必要措施,撤回已發佈的警員個人資料。

警方今日凌晨在Facebook公布臨時禁制令的詳細內容:

律政司代表律政司司長和警務處處長向法庭申請單方面禁制令(HCA 1957/2019),以禁制任何人非法地及故意地作出以下行為:

(a) 在沒有相關人士的同意下使用、發佈、傳達或披露給他人屬於警務人員、其配偶及/或其家庭成員(即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他們的姓名、職位、住宅地址、辦公地址、學校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出生日期、電話號碼、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其他任何官方身份證明文件的號碼、Facebook帳戶ID、Instagram帳戶ID、車牌號碼和警務人員、其配偶及/或其家庭成員(即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的任何照片;

(b) 恐嚇、騷擾、威脅、煩擾或干擾任何警務人員、其配偶及/或其家庭成員(即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

(c) 協助、造成、慫使、促致、唆使、煽動、協助、教唆或授權他人從事上述任何行為或參與上述任何行為。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認為,警方早前已動用《私隱條例》第64條執法,律政司應該向公眾及法庭解釋,為何現行法例仍不足夠,要申請禁制令。他又質疑為何禁制令只涵蓋警員及其家人,而非所有香港市民,「似乎令市民覺得佢淨係服務一小撮人,就係警察,而唔係所有香港人。」他又指,曾接獲投訴稱,有非常大比例的起底行為,是針對被指參與示威活動的市民,不滿律政司沒有給予市民相同保障。

大律師黃宇逸指,暫時未知臨時禁制令的內容與入稟狀是否相同,如按照入稟狀的內容來看,可以說是範圍很闊,市民亦可能有機會無意中違犯禁制令。他指,如在一對一的WhatsApp傳送資料,已經符合「傳達(communicate)」的定義;如傳媒刊登一張警員執勤的相片,亦符合其「發佈」的定義。他認為重點在於是否「unlawful」,例如傳媒有合理原因發佈相片,那就不屬禁制令中被告之列,有可爭辯的空間。

針對網上起底行為,警方曾以《私隱條例》第64條執法。黃宇逸指,《私隱條例》要證明的元素較多,並不單單只是發佈,但禁制令的範圍卻較闊;而且違反禁制令的後果會較觸犯《私隱條例》嚴重,一般情況下藐視法庭都會被判監。

記協憂慮,禁制令可能會對傳媒的報道造成限制。美聯社圖片

禁制令實施後,對傳媒有否影響?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莫俊傑在散庭後,被問到傳媒在報導警員資料時會否獲豁免時,稱申請是針對有非法意圖的人,相信不會對傳媒報道有影響。不過,香港記者協會表示尊重法庭決定的同時,憂慮禁制令可能會對傳媒的報道造成限制,以及為傳媒帶來法律風險。記協指,一直以來,基於公眾知情權,除非有機會影響公平審訊、涉及兒童資料等,傳媒報道時均盡量交代各項細節,包括相關人士的姓名及身份等,確保報道的可信性,同時令公眾對新聞事件有全面的理解,記協憂慮任何對傳媒不必要的限制均可能成為打壓新聞自由的工具。

研究及教授傳媒法的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客席副教授甄美玲認為,禁制令對存心起底的人作用不大。她引述上訴庭法官在處理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要求禁止查閱選民登記冊的禁制令的判詞表示,有心起底的人本來就預料會有法律後果,禁制令的阻嚇力不大,而且起底的資料亦可能放在外國平台。

她憂慮禁制令會帶來很大反效果,警民衝突或會更緊張,「出街著黑色衫已經有風險、戴口罩又有風險,而家舉機影相又有風險。警察見到相機可能會話:法庭唔準喎!」她指,記者在現場採訪時,都會被部分警員質疑身份;在《禁蒙面法》實施後,即使是合理採訪期間都被要求除豬咀口罩,憂慮在禁制令實施後,記者會進一步被阻撓拍攝,令採訪更困難。她解釋,雖然禁制令列明,是非法(unlawful)披露資料的人才受限,而記者採訪並非非法,但前線警察或因理解不足或其他原因,在記者拍攝時加以阻撓,「因為唔知佢哋有幾好briefing、對法律理解係點。」

甄美玲指出,相比起範圍較闊的禁制令,《私隱條例》第64條明確地列明,在未得對方同意下披露其資料,若是出於獲取得益或導致當事人蒙受損失的意圖,或導致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便會構成罪行。對比之下,禁制令中「非法(unlawful)」的定義則不明確。

她舉例,記者如在現場拍攝警員照片,無法取得對方明顯的同意,「你影完之後,佢話我冇同意過你影同公開,咁得唔得?有啲嘢你覺得係新聞,你未得佢同意登佢相,咁你咪unlawful?佢而家就冇解釋。」她提出,在歐洲人權法庭、英國法院關於新聞媒體的判決,表明是否交代姓名,是交予報館作為新聞處理的編採決定,法庭不應干預。她擔心禁制令的「非法」定義含糊,有機會令新聞機構自我審查,影響公眾知情權。

另外,她提到上訴庭曾有案例,關於在街頭拍攝是否屬於收集個人資料,當時情況是記者在街頭用長鏡清晰地拍攝當事人,沒有徵得對方同意外,而上訴庭當時的判決解釋,要視乎情況,若記者認識當事人,或想在之後找出其身份,就算是收集個人資料,但如果記者不認識對方,亦沒有打算了解其身份,就不算是收集其個人資料。她指,當時上訴庭法官提到,如果在不能在街上拍照,或者要打格仔在能刊登,就會完全抹殺了新聞攝影(Photo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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