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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剝奪市民知情權?


 

「沒有新聞便是好消息(No news is good news)」,這對採寫新聞的記者而言,更為真確,所以當新聞工作者成為新聞主角的時候,一定是有很壞的事發生,而在剛過去的星期一,便發生了一宗這樣的「壞事」。

在當天的警方例行記者會上,六名記者在官員進入記者室時每人戴上貼著一個大字的頭盔,合起來看便是「查警暴 止警謊」。他們靜靜的坐在共有四排椅子的第三排,不會阻檔站在室內最後一排攝影師的拍攝工作,老實說,若攝影師拍攝在台上官員的「大頭」,畫面上可以連記者頭頂的字也不會出現。

不過,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官員顯然不是這樣想,他們對記者會上出現抗議聲音顯然十分抗拒,經過多番呼籲,頭頂抗議標語的記者仍然坐在椅上,不動如山。雙方僵持約二十分鐘後,警方以記者會須在「良好秩序下進行」,「絕對不是畀傳媒表達意願的平台」為由,取消記者會,並譴責記者剝削市民知情權。

事件在業界引起不少迴響,管理層的反應不一而足:皺晒眉頭、不以為然、錯愕、反應不大、繼續低頭做事的都有,而最極端的兩種是即時大罵記者和讚賞記者有「吉士」,而本人母校——樹仁大學新聞系主任梁天偉教授在無綫新聞訪問,指記者不應在記者會上「搗亂」,引來由學生組成的新聞與傳播學系編輯委員會反駁,聲明梁的言論不代表編委會。(編者按:梁天偉其後透過新傳網澄清,指其説話被斷章取義,並已向無綫新聞部高層反映不滿。)

作為業界操守準則撰寫人之一的我,不認為該批行家在記者會上的行為是「搗亂」,亦不同意有關行為背離專業操守,遑論剝削市民知情權。

先說警方的指控。其實在警方企圖叫停記者會時,現場記者已表示,六名行家沒有阻礙他們的工作,秩序亦未見有問題,若警方願意的話,記者會是可以如常舉行的,但偏偏警方不願在自己的「主場」(其實這心態已反映警方的獨裁,先且按下不表)出現批評聲音,於是取消記者會。所以剝奪市民知情權的,是警方。

警方剝奪的,不是他們的聲音,因為警方在取消記者會後不久便在網上臉書直播他們就一些事態的說詞,他們希望市民知道的,還是說了,而且從網上觀看直播的人數維持在一萬人次上下看來,與之前的記者會觀看人次相若。

警方剝奪的,是市民聽取記者提問和警方回應的機會。眾所周知,面對一些文過飾非、記好不說醜的官員,記者的提問才是重要信息,尤其是預計官方會否認或刻意掩蓋的事情,提問就更顯重要。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警方在簡報科技大學男學生從將軍澳尚德邨停車場墮樓事件時,避重就輕,市民難望從他們口中吐出不利警方的言辭,記者便要當那皇上的新衣的小孩,直接代市民追問男生會否因為躲避警方的催淚彈或布袋彈而從三樓墜下?有沒有阻礙「義務救護員」施救?而不是光聽警方不斷說沒有阻礙消防救護施救。

另一樣警方剝奪的,是市民知道記者不滿信息的機會。記者會是警方透過與記者的答問向市民傳達信息、解釋政策的渠道,記者表達警方濫用暴力和濫捕記者的事實,難道這不是市民有權知道的嗎?難道這不是與警方執行職務相關的問題?為何不讓市民知道?有些人會說,記者可以在其他地方表達不滿,但根據終審法院就楊美雲在中聯辦門前靜坐被告上法庭一案的裁決,在合理情況下,示威者應在最顯眼的地方表達其意願,以便其不滿得以為人獲知,若此,記者對警方執法的不滿,在不阻礙警方記者會進行的情況下,其表達自由和示威自由應該是得到保障的。

事實上,警方在例行記者會早期曾兩次容許香港記者協會在記者會上朗讀抗議聲明,佔用了記者會幾分鐘,為何現在警方竟然連不佔用時間、沒破壊秩序的「行為藝術」也不能容忍?是警方的容忍度下降了?抑或是警方的「聲譽」已跌至受不了任何批評的程度?若按此推論,日後是否連印有對警方工作語帶相關的口號的衣服也不能穿著?那麼,香港警方離蘇聯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還有多遠?

一如前述,若非警方主持人要求記者離場,甚至一度動用傳媒聯絡隊成員「哄」記者離場,記者會其實秩序井然,既然沒亂,便不存在搗亂一說。「搞亂檔」的,不是記者,而是警方。

至於違背專業操守的指責亦不能成立。誠然,記者應是報道事件,而不是製造事件或參與新聞事件,以免出現角色衝突或混淆,但記者作為一個人,自然享有表達自由這基本人權,而該批頭戴示威字句的行家,選擇了在現場表達,為保持報道的公正性和客觀性不受公眾質疑,最好的做法是不處理有關報道,令參與者和報道者的身分分開;退而求其次,若報社沒有其他人可以執筆或處理,在撰寫報道後向上司申報利益,個人在事件中有角色扮演,由上司用更嚴謹的標準去審視他的稿件,以確保其稿件不偏不倚,客觀公正,便可保持報道在受眾心目中的公信力,而不是不問記者事後會如何分割不同角色便妄下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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