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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大圍城採訪手記


【攝影:林倩茹、黃思銘、周滿鏗、張凱傑、曾港深】

終於有時間整理手上資料及自己的思緒,一連十三日的理工大學圍城戰,橫飛的催淚彈和汽油彈,逾千人被捕,這一役,無疑是六月至今以來,最激烈的攻防戰。隨着警方在11月29日解封校園,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但無論是示威者,還是傳媒行家,回想起這兩星期,相信仍餘悸猶存吧。

十三日的理大圍城,在香港人心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烙印。林倩茹攝

警方全面封鎖理大,並訂出傳媒採訪「一換一」的規定。我首天踏足理大與同事交接,已經是18號的早上十時半。理大四周佈滿警察,相信至少停泊了50架警車,龐大的封鎖線更擴展至佐頓、尖沙咀及何文田一帶,我需要從西九龍高鐵站步行前往警方在尖東科學館道所設立的「記者交接區」。

穿著記者反光衣、背包上扣着一個印有「Press」頭盔及配戴着記者證,我到達科學館道後向駐守的防暴警自報家門,並要求與理大內的同事交接。隨即,數名防暴警包圍我,要求我出示記者證及進行搜身,又問我:「點解香港而家咁多記者?記協係咪有證賣?」我沒有理會,只默默地配合他們的搜身工作。搜身後,防暴警帶我進入防線,終於見到我的同事,正要交接之際,身穿藍色背心的傳媒聯絡隊又要搜我身,今次搜得更仔細,他們將我銀包內的物件和證件逐一翻出,每一張證件均要對比我的樣貌,整個過程接近5分鐘。

11月17日晚,在理大北面李兆基樓(Y座)出入口,有多名穿著反光衣的醫護急救人員和記者離開時被捕,雙手遭警察以膠索帶反綁,並排列坐在地上,這張相片震撼社會。網上照片

由於前一晚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記者、急救員及醫生被捕,他們一個個雙手被反綁排列坐在地上的相片震撼社會,我好奇地問警員:「我會否同樣被控暴動罪?」警員只笑着回答:「你入去咪知囉!」模稜兩可的答案令我對這趟理大圍城的憂慮進一步加深。

才踏入理大校園,我第一個感覺只能用人間地獄來形容──四周的頹垣敗瓦、隨處可見的汽油彈、俯拾即是的催淚彈殼、被黑煙燻黑的紅磚、遍體鱗傷的示威者,以及無窮無盡的低泣聲。中午時分,示威者先後兩次由A Core正門突圍逃亡,最終均失敗而回,更有多人被捕,理大示威者士氣直線下降,部分人戰意全失,不知所措,更有人泣不成聲,校園彌漫愁雲慘霧的氣氛。

當時校園內仍有逾千名示威者,當日有網民發起「九龍開花」行動,希望藉此以「圍魏救趙」的方法救出理大的示威者,油麻地、佐敦及尖東一帶都有人聚集聲援理大示威者。理大內的示威者起初亦十分有衝勁及希望,但隨着多次的突圍失敗,越來越多人被捕,加上前一天與警方激戰超過12小時,大部分人均面露疲態及垂頭喪氣,但精神卻長期處於極度緊張狀態,有示威者向記者表示已長達48小時未眠。

黃思銘攝

其中一名被困理大的女子小櫻(化名),在混亂中遺失了電話,故向記者詢問外面的形勢及最新消息,她說,她本來只打算與數名朋友帶同乾糧及替換衣物來支持前線,放下東西後就離去,沒料到會因此回不了家。

「我淨係想返屋企。」這句說話也是記者在理大九日聽得最多的說話,小櫻低泣地說:「其實我哋真係咩都冇做過,我同我啲Friend都係和理非嚟,點解要咁樣韫住我哋?」小櫻指她不懂如何向父母解釋,因為她編造了到朋友家過夜的理由,萬一被拘捕,相信年邁的父母會接受不了。她表示自己從來沒有上過前線,一直以來都是以「和理非」的身份支持這場運動,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都會有機會被控暴動罪,感覺匪夷所思。

小櫻的夥伴小明(化名)說,他在之前一日(17號)下午4時許到理大,警方傍晚6時就已不准校園內的人離開,之前卻聲稱讓人和平有序地離開校園,但離開者卻即時拘捕,他斥責警方出爾反爾,形容心情非常無奈。「大家覺得警察遲早都會攻入校園,衝出去同留喺度根本冇分別,同樣都會被告暴動罪,擺到明係想逼死我哋!」

理大內的示威者經商討後,不再正面挑戰警方,以免再有更多人犧牲。直到傍晚,有示威者呼籲想離開的人盡快趕往連接Z core的行人天橋,原來外面有人策劃了一場營救行動,只要游繩到漆咸道南天橋的行車路上,就有人會接應他們,再登上「家長車」離開。有示威者雙手合十,向在場記者懇求道:「求吓你哋唔好報住!我知道有新聞自由,我唔會唔俾你哋影,但你哋只要報遲少少,就可以有更多手足走得甩,求吓你哋!」各行家相對而視,沒有人回答,記者身處的地方沒有傳媒作即時報導,只可惜這裡的新聞尚未出街,警方就已經發現了示威者在Z core的逃亡大計。


其後幾日,留守者都以不同的自己方式離開理大,包括向警方登記離開,校園內人數越來越少,傳媒行家人數甚至比留守者更多,現場感覺更顯荒蕪。

記者繼續在理大四處搜索留守者,希望可以跟他們聊聊天,但都沒有發現,故決定吸口煙休息一下。香煙才點燃了幾秒鐘,就有兩名留守者主動出現在我的面前,其中一個就是「理大廚房佬」 。「記者哥哥,請支煙嚟食吓得唔得呀?依到咩都唔缺,最缺就係煙!」我向他們遞出一盒剛剛新買的香煙,廚房佬爽快地接過後,立即從中取出一支煙交給我,我還來不及反應,他就笑着說:「呢一支就你嘅,呢一包就俾我哋啦,我哋真係出唔到去買呀嘛!嗱,當我塞錢入您袋喇,有煙就有人,冇煙就冇人,你想搵人訪問?買多D煙仔入嚟啦!哈哈。」我只能無奈地苦笑,不過也是在這個機緣巧合下,我認識了廚房佬。

廚房佬指理大雖然只是被困四天,但現時香煙已演變成如貨幣般的存在,因為校內物資尚算充足,無論是食品及日常用品都足以支撐一個月,只有香煙的消耗量遠超過補給的數量,所以有香煙的地方,就會有留守者的身影。果然,廚房佬所言不虛,隨即有多名留守者逐一出現,該盒新買的香煙,瞬間被分攤了。

對於廚房佬,他令我聯想起一句七言古詩(〈桃花庵歌〉):「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或許有人會認為他是精神病、或許會有人認為他愛出風頭,又或許會認為他難以接近。不......言談間以三言兩語、借古諷今、笑談政治,可想而知並不簡單,我在文中不能盡錄。「廚房佬」?不......哲學家、政治家,理應如此,只可惜生於這時代。 

廚房佬:「我係一個廚師,我淨係識煮飯,我唔識打人,只要佢哋仲需要我,我會繼續留喺度。」曾港深攝

伴隨廚房佬一起「打劫」我的香煙還有另一名男留守者──黑仔(化名),約30歲,皮膚黝黑、身型健碩、身高至少一米八、滿面鬍渣,不過他不愛說話,也不願接受我的訪問。

托廚房佬的福,我連續兩天的「煙草攻勢」終於奏效,終於與黑仔打開了話匣子。閒聊間,才得知黑仔因為參與抗爭,已經多達三個月沒有上班了,他表示因為自己這幾月來常常臨時「射波」(缺勤),所以被僱主列入「黑名單」,他形容自己已經「臭咗朵」,「都冇得怪嘅,咁你成日臨時射波,係人都唔會再用你啦!不過算啦,咪靠住積蓄先囉,好過啲細路食都冇得食呀!」黑仔在中大一役後,馬不停蹄來到理大支援,他指自己由「雙十一」開始,就一直在外抗爭,計一計日子,已經超過十日沒有回家。

他吸一口煙後,淚凝於睫地坦言:「其實我都真係好想返屋企,我好耐冇見過我老母了。但係我更加想見到啲細路仔可以安全走得甩,返到屋企再同我報聲平安,已經係成埸運動我感到最欣慰嘅事。我覺得好諷刺,返屋企明明係一件好平常、好簡單嘅事,點解我哋而家好似連呢個權利都冇埋咁?點解要逼到啲細路仔為咗返屋企,又要游繩又要行坑渠,你知唔知幾危險呀?林鄭有冇諗過,班細路連命都可以唔要,就係為咗返屋企,佢竟然仲可以繼續圍學校。我覺得已經唔係訴唔訴求嘅問題,係有冇人性嘅問題!」不多久,黑仔指他將與其他留守者商討逃亡的事宜,著我不要跟去,隨即他的身影就消失於一棟又一棟的紅磚樓之間。

理大校園內留守者越來越少,一片凋零。曾港深攝

同日,記者在李兆基樓附近發現一行五人的留守者,四男一女,看似是正尋找出路。他們全身黑衫黑褲,每人手上均手持着攻擊性武器,如弓箭、鐵通及鐵撬。記者在好奇下,決定悄悄地在背後跟隨他們,才跟了數分鐘就被發現,其中三人手持武器包圍着我,當中一人呼喝道:「你邊間架?跟L完未呀?係咪做少日新聞會死呀?」我隨即自報家門,並解釋沒有惡意,也沒有拍攝,只是好奇心作祟,但他們態度強硬,不斷叫我離開「唔好L再跟」,我只好轉身離開。事後與其他行家閒聊此事,原來他們都有類似經驗,他們認為現時的留守者極度敏感,部分更視記者很offensive,因為他們都很擔心有「鬼」,擔心有警察假扮記者及義務急救員,行家勸喻我單獨一人的話別去招惹他們,以免出意外。

雖則校園內環境已經漸漸冷清,但連日來都有警員向理大播歌及嗌咪,包括播放《監獄風雲》主題曲《友誼之光》、《十面埋伏》及《告別校園時》,又有警察嗌咪,形容留守者只能吃「冰冰冷冷的生命麵包」,自己則可在同事接更下班後,到深圳光顧海底撈,又可以享用冰凍的啤酒等,躲在大光燈背後的警員,算是為理大內的記者帶來一點「娛樂」。這晚開咪警員暢所欲言,講完「海底撈」多好吃後,我收機準備轉身離開時,警員突然多贈兩句:「影完嗱?死黑記!」我當下無奈苦笑,想不到這段影片翌日在網路瘋傳,生命麵包竟賣斷市。  

翌日,從廚房佬口中得知黑仔於清晨與其他十多名留守者已成功離開,理大內人數日漸遞減,甚至連廚房佬都因身體及精神出現異樣而離開了,沒有人打理的理大校園,開始進入崩壞時期。校內的衛生情況明顯比早幾天更為惡劣,飯堂附近一帶的範圍傳出陣陣惡臭,堆積如山的垃圾隨處可見,不斷有蚊蟲滋生。學校飯堂有大量廚餘及未清洗的碗碟,廚房內,其中一個放置了生肉的鋅盤,更有大量不斷蠕動的蛆蟲,很多傳媒行家進入飯堂範圍均需配戴防毒面罩。

理大廚房內放置了生肉的鋅盤,滋生了大量不斷蠕動的蛆蟲。周滿鏗攝

隨後兩天,見不到留守者的蹤影,杳無人跡的校園,荒涼中帶點危險感覺。我不想逗留在飯堂附近一帶範圍,決定四處「洗樓」看看,終於在賽馬會創新樓遇上一名女留守者。

裘琪(化名)不願透露年齡,但樣貌非常年輕,目測身高約1米5,見到記者時,表情很驚惶及不安,記者立即展示記者證、放低背包及高舉雙手表明自己並無惡意,亦詢問她有沒有甚麼需要,因為我背包中有食物、水及禦寒衣物,沒有想到她開口問我有沒有多一件「反光衣」。裘琪指自己身處的賽馬會創新樓任何物資都不缺,她只希望能離開這裡,她聲淚俱下地說:「我畏高,所以真係唔敢游繩,我又唔識游水,我驚我落咗下水道會浸死。除咗匿埋,我真係諗唔到可以點做,記者哥哥,你可唔可以帶我出去呀?」我不能答應,亦不忍拒絕。她指外面有手足一直替她想辦法離開,但她真的接受不了游繩及走下水道,所以只餘下她一直留在校園內。

裘琪向記者展示她曾躲藏的地方,包括假天花。曾港深攝

裘琪向記者展示她在賽馬會創新樓曾躲藏的地方,包括假天花、通風口、冷氣機槽、機房等等,記者看得目瞪口呆,總之就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務求令到攻入校園的警察也捕捉不到她。被問到為何不跟隨警方指引,走出正門登記姓名便可以離開了,她壓低聲線地道:「行出去自守同投降有咩分別?咪一樣俾人告暴動,咁我寧願繼續留低,等佢嚟拉我!」與裘琪交談期間,我離開一會去採訪進入理大協調的議員記者會,之後再回到賽馬會創新樓已不見裘琪的蹤影,其後數天我再努力也尋找不到她,至今也不知道她如何離開理大。

最後兩天警察及消防進入理大蒐證和清除危險品,然後警方解封,理大終於「重光」了。

在理大的十天採訪,老實說壓力是有的,感覺上就和理大內的留守者一起被圍困似的,身處同一空間,一同呼吸飯堂的惡臭、靠着廚房佬的伙食填饑,甚至一同在校園內探索逃生路徑、餐風露宿,彷彿我們就是他們的一份子。

但記者從來都不是他們,我們不用提心吊膽,害怕警方不知何時突襲拘捕;我們可以相對有自由地進出校園;我們亦不用擔心未來可能需要面對十年刑期。而他們只可以躲藏在大樓內上鎖的房間、校園內沒有人發現的窿窿罅罅,背負着巨大的心理壓力,過着不見天日的生活,相信那些恐懼、陰霾、無助、悲憤,都是記者想像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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