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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民情報告:小錯誤觸發反極權 未知會否演變成反中共


由陳方安生擔任董事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委託鍾庭耀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編撰《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民間民情報告》,以理解逃犯條例修訂爭議的前因後果及記錄民情變化,周五公布報告。香港民研主席鍾庭耀表示,運動源自一個小錯誤: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錯誤估計修訂《逃犯條例》容易通過,亦以為市民不關心,結果逐漸發展成反行政長官、反警察、反極權運動,令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機。至於日後會否演變成一場反北京、反中共的運動,仍是未知之數。

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鍾庭耀(左)、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董事陳方安生(右)。鄭靖而攝

公民實踐培育基金今年7月透過網上眾籌,籌得100萬元進行反送中民情研究,於30小時內獲逾4,300人捐款支持。民情研究分三階段,第一階段進行全港性電話調查,訪問了1,007名14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調查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支持度、評價造成現時管治危機的最重要因素等;第二階段是青年意見跟進研究,探討他們在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原因、想法和訴求,舉行了兩場焦點小組及一場青年慎思會議,分別有20和98位年青人參與。兩個階段的結果早前已公布,最後階段為撰寫民情報告,從四個角度記錄民情,包括「民意調查」、「遊行集會」、「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由於運動一直持續,報告所涵蓋事件由原先擬訂的8月尾,延遲到10月23日,即施政報告公布後的一星期後,再以後記方式記錄10月23日之後的事件。

鍾庭耀指,由小錯誤發展成如今大規模的運動,是因為林鄭月娥誤解通過《逃犯條例》的象徵意義。鍾認為,香港人並非擔心《逃犯條例》的條文,而是憂慮一旦條例通過,會嚴重侵蝕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自由。是次運動的主因,就是為了捍衛自由,為此香港市民會義無反顧捍衛到底。他指,早在政府推行「一地兩檢」時,很多人已對跨境執法表示極度關注,加上之前的銅鑼灣書店事件,當時市民已開始憂慮失去自由。如今的反修例運動,並非純粹是香港人反對修訂條例或者抗議本地政府、警察或者共產政權的運動,而是香港人對自由主義的執著與威權管治價值體系的角力。

前政務司司長、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董事陳方安生表示,6月兩次大型遊行人數空前,已清楚說明反對修例的民情,但政府卻拒絕聆聽民意,只顧取悅北京,是當權者的傲慢和無視民情,令事件至今未平息,斥當權者是咎由自取,「有多一點智慧的人輕易就能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陳方安生指,運動的本質是:盲目忠誠、集體主義和服從的中國模式,與崇尚法治、多元化、自由、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國際模式的對壘。她批評,特首及管治團隊沒有尊重和回應公眾訴求,導致公眾深信表達意見的唯一方法是走上街頭,當中部分人訴諸暴力。在特首未能駕馭下,警隊粗暴行徑變本加厲,過份使用武力和任意逮捕,導致一些示威者認定只有暴力手段才能逼使政府回應。

對於如何解決目前的僵局,陳方安生指,唯一方法是特首開啟真正的對話,回應五大訴求,特別是重啟政改,否則示威和動盪會繼續,暴力或會升級。她認為,政府早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未有解釋為何要否決主流民意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卻成立一個「檢討委員會」,且未見公布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主席、成員人選,又質疑監警會的國際專家已經公開指出監警會在權力、能力及獨立調查權方面有明顯不足、集體請辭,但特首仍堅持等待監警會的調查報告,令人費解。

陳方安生指,最近有年輕示威者向她表示,最需要是建立真正的對話,討論如何達至真普選。圖為12.8國際人權日大遊行。EYEPRESS照片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人民日報》撰文,指香港未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是「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活動加劇的主因之一,又指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已成緊迫任務,令人關注中央是否有意加快23條立法。鍾庭耀認為,如果當權者在這次運動中都未能掌握其中的深層次矛盾,以為推行23條就可以解決問題,一定會適得其反,反對聲音會更高漲,「而家群眾都冇乜要求中央做啲咩,但如果23條立法,或者市民會認為係中央政府逼令特區政府立23條,運動嘅轉向會變得好危險。」陳方安生也認同,2003年政府都認為時機未成熟,現在如此動盪的時間,時機更加不成熟。

另外,鍾庭耀認為以現時事件發展的情況,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都誤判了民情,推測有數個可能,包括:中央政府沒有智囊團告之真相、政權關心自我存亡多於人民福祉、領導人無法在威權管治對比平等主義之間的現實困境中找到出路等。鍾庭耀指,報告希望可以探討運動反映的深層次矛盾,但沒有能力陳述維時半年的運動中所有事實,亦非要向任何人士問責,包括政府、警隊或示威人士,認為正規的獨立調查報告完成後,才能正式問責,民間難以進行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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