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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難得糊塗」談起


【撰文:恩明】

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給筆者一塊磁碟,上面刻有「難得糊塗」四個字,據說是仿鄭板橋在二百多年前的字跡。近年,又有另一位朋友在電郵中引述鄭板橋在「難得糊塗」題字下面的一行款跋:「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兩位朋友的善意,筆者是心領的。

鄭板橋「難得糊塗」書法。網絡照片

對於「難得糊塗」的意思有很多不同說法,理解也因人而異。有消極,也有積極的解讀。消極的解讀是:用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假裝看不見,裝糊塗處世,以達到明哲保身。積極的解讀是:本人一向心明眼亮,是非分明,不會拿原則作交易。鄭板橋晚年用這四個字給自己做總結的時侯,一生「難得糊塗」!這似乎是符合歷史上所記述他的性格的。

那麼,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又應該怎樣看「聰明難、糊塗更難」呢?

筆者一方面是同意「聰明難、糊塗更難」的觀點的,但同時認為:憑著自己良心、堅持自己的信念來做事、說話,更更難。

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巴金先生是誰,他能寫出《家》、《春》、《秋》等文學巨著,表明他不是一個蠢人,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他被公開批鬥幾十次,他及家人雖然受了不少苦難,但還不至於,像無數如老舍先生般,在文革期間投湖或其他方法自殺、喪失了無辜生命的人那樣。他,巴金,活過來了。他靠的大概就是裝糊塗,所以,可以說他是做到了更難的「糊塗」的。但,在他晚年,他寫了一百五十多篇散文,都收集在後來出版的五部《隨想錄》中,其中,他多次提及自己在文革時期說了很多「豪言壯語」的假話,沒有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他認為:我們是不應將文革造成的歷史性災難全歸罪於毛澤東、四人幫的。他承認,我們,包括他自己,是要負一定責任的。其實,文革已成過去,他是不需要說這些真話的。但大概他良心過意不去,所以還是說了。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不是很多人能做得到的。這就是為甚麼筆者認為「聰明難、糊塗更難、憑著自己良心說真話,更更難」。

文革時期的海報,比喻毛澤東為紅太陽,對毛作造神式崇拜。網絡照片

眾所週知,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毛的「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鬥争思維,發動紅衛兵推行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制造了無數的寃、假、錯案,導致數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在非戰争時期喪生。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一億人…」。鄧小平在一九八O年向意大利一名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這就是人們稱文革的十年為「十年浩劫」的原因。問題是為甚麼毛澤東一個人能夠發動起如此災難性的運動呢?當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文革發生前幾年,在毛澤東的鼓動下,中國很多人發起了對毛造神式的個人祟拜狂潮,形成了在中國毛澤東的一句話可比千句話的神話式崇毛氣氛。致使毛澤東能發起文化大革命。這大概就是為甚麼巴金先生提出,對此我們是要負一定責任的。

巴金先生在世時曾多次建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希望後人不要再重複文革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已發生了五十多年,雖然中共官方傳媒,已刊文宣稱「決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但事實上,至今中共沒有真正反思毛鬥争思維引發之禍、追問文革浩劫之難的緣由,所以中共領導層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種種跡象,顯示代表文革的極左思維及路綫,仍存在中共領導層及甚至民間中。只舉一例為証,位於汕頭澄海塔山風景區的大陸首座文革博物館,已被圍封遮掩。其石碑、題詞已面目全非。「首座文革博物館」的正中橫額,已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活動」字樣遮住。而原來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所題的「要以史為鑒千萬不要讓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的字句,已被宣傳「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巨幅海報覆蓋。

位於汕頭澄海塔山風景區的首座文革博物館今昔。

這幾年,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人聯想到文革前幾年的崇毛熱潮,與現在的崇習的個人祟拜非常相似。習近平從二O一三年上台後,除當了中共黨主席、軍委主席及國家主席外,還是二十多個國家各政策小組的組長,二O一六年確立為「習核心」;二O一七年「習思想」寫入中共黨章,二O一八年「習思想」寫入憲法後,取消了憲法規定的任期兩屆年限,即可以終身任主席。最近,習在一次演講中十五分鐘內提了「鬥爭」兩個字共五十八次。中共中央下發思想政治課改革文件,要求在大中小學推動「習思想進學生頭腦」,要從「娃娃」抓起。在二O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曰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習又獲封為「人民領袖」。新華社公佈該會議的一張照片顯示(下圖),習坐在正中央發言,兩排是忙着記筆記的政治局委員們。與朝鮮的「人民領袖」金正恩發表講話時,所有的高官都在低頭記筆記,何其相似?!

照片來源:新華網

最近,筆者參加了一個聚餐,主持人放了一套中共七十周年國慶閱兵的紀錄片,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士兵們揮手的鏡頭,不禁使筆者回想起文革期間看過的毛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的紀錄片,何其相似?!

不久前,筆者曾看過一篇題為〈鬧劇盡顯民族劣根性〉的文章。其中提及魯迅先生說過,民族劣根性首先在於造神,雙膝骨骼缺鈣(形容下跪),仰望強人;其次就是樹立仇敵,狹隘民族主義,動輒仇外排外,總被權力駕馭。我們的民族劣根性有兩面:造神和排外。

在五十年多後的今天,難道我們還要重複文革前由於對毛造神式的個人祟拜而引來的災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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