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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醫護罷工,我想說的是……


【撰文:卡斯柏】

Salvation's much too big a word for me. I don't aim so high. I'm concerned with man's health; and for me his health comes first. (The Plague, 1974)

李爾醫生面對莫名其妙的疫症在北非沿海小鎮俄蘭蔓延,曾經建議政府馬上採取防疫措施。但當時政府認為事態未算嚴重、不想引起公眾恐慌,借辭拖延迴避;後來疫情爆發不得不封城區隔,使民眾陷入分離、猜忌與恐懼。眼見政府不智不義引生的亂局,李爾醫生的不逃走,既成就了一個官僚愚莽的政府,也成就了一個尋常人物的人文精神高度——他基於自由意志下的個人選擇至關重要。李爾醫生選擇以性命抗衡荒謬的現實,僥倖取得階段性勝利,城市漸漸從瘟疫中恢復過來,以反覆的日常經驗,掩飾隨時變種、再度爆發的瘟疫與荒謬。

法國作家卡繆在1947年發表的小說《瘟疫》,今天再讀難免覺得李爾醫生不無天真,不禁想問:為何李爾醫生要成就一個不仁的政權?為何甘願成為唾手可棄的棋子、為何不罷工反抗,成就更大的善?既然是政府怠懶而生的禍,是否應該由政府承擔?要求醫護人員不論任何情況,都要實踐自我犧牲的精神,這種說法未免過於陳舊,有種上世紀信奉「神聖」的迷思;在當代語境下,大多數人不再坐食山空,等待救世者降臨,於是要醫護人員不論何時何地都不能離開崗位的言論,基本上是追越了理性的限制,也超越了良知的尺度。我們可以說醫護人員責任照顧病人、尊重病人的自主和尊嚴,應將病人的健康狀態列為首要考慮,卻沒有要求他們實踐任何「神聖」任務的使命。

《日內瓦宣言》( Declaration of Geneva, 1948)

當代醫護人員宣讀的《日內瓦宣言》( Declaration of Geneva, 1948),是針兩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醫學罪行而訂定的操守約章,而不是讓政府用來要脅醫護人員不得不順從政府的工具。宣言保障的除了是病人的權益外,更是醫護人員的人身自由;宣言提醒我們,任何政權都不應對醫護人員施加違反人權的命令。罷工不僅是聯合國公約中訂明的法律權利(ICESCR, 1976),也是一種抗爭手段,去提醒政府關注勞動者的工作條件。環顧香港醫護人員的超高工時,苛刻的工作環境(見盧寵茂「罰私家醫生入公立醫院做全職」論,2018),致使身心都沒有足夠條件達至健康狀態,今日實在是一個適合的時機,通過工會發動罷工,讓政府正視醫護人手不足及種種施政失誤問題。現時香港政府進退維谷,是過往政府坐擁萬億儲備,卻對守護一國兩制、為勞工提供合理待遇、關注民生、醫療福利各項措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的後遺。

醫護人員昨晚出席醫管局員工陣線的特別會員大會,表決是否支持罷工抗疫方案。美聯社

如同政府沒有呼籲市民不要戴口罩,我們也沒有呼籲醫護不要罷工。畢竟如果建立了不尊重個體自由意志的風氣,即使推倒了這個政權,也無法確保下一個政權不會以相同的手法迫害市民。但我們作為自由的人,同樣有責任關注自己的權益。面對「只有更荒謬」的政府,我們總不能心存僥倖,想像政府會突然良心發現;如同我們終於明白「預防勝於治療」的隱喻,救贖香港的命題對我們來說過於巨大,我們只是關切香港的健康,沒理由指望一群病入膏肓的官員,療救一個垂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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