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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港澳辦:加強集權、更加危險


權力有如毒品。有權的人極不願意放棄權力,有一些權的人想有更大的權力。當一個政治制度缺乏足夠制衡時,權力會愈來愈集中。在人類歷史上,高度集權往往帶來大災難,因為掌權者不受制衡,犯了錯誤亦不會有糾正的空間,一錯可以再錯,小錯變成大錯,終於帶來災難。
 
去年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政治風暴,正好是不受制衡的權力不斷犯錯終至帶來災難的案例。過去幾個星期,中聯辦和港澳辦主任先後被調職、降職,似乎是問責的體現。但港澳辦整頓後的新格局令人不寒而慄。港澳工作系統的升格,趨勢是加強集權,加強對香港的管控,令香港局勢更加危險。

港澳辦人事變動: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右)兼任港澳辦主任,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左)和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兼任港澳辦副主任,原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降級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級)。
 

回想1997年回歸時,北京同時撤換了港澳辦和中聯辦的一把手(即魯平和周南)。當時的考慮是:魯平和周南都太熟悉香港,容易傾向干預香港事務,對實現特區高度自治不利。可是到2003年發生「七一」大遊行後,北京認為除了是因為當時的特首董建華能力不逮外,更加是因為香港民心未回歸,香港的「愛國」力量不夠強大,中央對香港發展不能不過問。北京於是成立了以政治局常委领導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全方位介入香港事務。這是「一個兩制、高度自治」變質的開始。
 
過去十七年的香港政治發展,主要矛盾就是北京加強管控與香港人反抗的矛盾。這個矛盾陷入惡性循環:每當北京加強管控,香港人反抗更激烈,而香港人的激烈反抗,又令到北京更加覺得要加強管控。近日中聯辦和港澳辦的整頓恐怕就是再一次加強管控的部署。
 
香港和澳門中聯辦的主任出任港澳辦副主任,港澳辦升格,主任由副國級官員出任。冠冕堂皇的解釋就是理順港澳工作系統,日後港澳辦一元化領導,北京對港澳工作的落實會更加暢順。問題是:為什麼要透過內地部門落實香港工作呢?(明顯地,港澳辦被整頓是針對香港。澳門是實施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原來的組織安排當然沒有問題。)
 
香港事務不是已經有一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管了嗎?這個小組的組長是政治局常委,級數還不夠高嗎?關鍵的一點是港澳辦是辦事機構,協調小組則是務虛、政策制訂的機構。如果香港真的是高度自治,北京對香港問題務虛便已經足夠,政策執行就應該讓特區的行政長官和政府按香港實際情況部署。
 
現實上,過去十幾年北京對香港已經愈來愈多具體指示,早已務實多於務虛。2014年,北京更明確宣示一國兩制就是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自此北京管控香港與香港人反抗的矛盾急劇激化。去年的逃犯條例修訂可以説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深層次矛盾其實就是北京對香港的管控。
 
化解這個矛盾,正路是北京放鬆對香港的管控。但過去半年種種跡象顯示北京反其道而行。北京把香港的抗爭運動定性為威脅國家安全,應對的方針是止暴制亂,手段是依賴警隊的高壓。去年十月中共中全會決定要完善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和執行,亦決定要完善中央對特首發出指令的機制。港澳辦升格,看來是加強北京對香港日常工作的指導,香港特首淪為港澳辦的下屬,特區政府淪為港澳辦的執行機構。
 
北京加強對香港管控的同時,港澳工作的權力進一步集中。本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包括黨政多個部門的代表,他們會多角度共商港事,例如除了國安、公安外,也有外交、經濟、商務、民生等其他角度。而港澳辦升格後,在加強這個辦事機構的執行權力的同時,如果它的主任直接向習近平匯報,就可以架空協調小組,少數人説了算。
 
夏寶龍和駱惠寧兩個新官,與香港淵源不深,大家關注的是他們和習近平的關係。如果他們是習的親信,會方便他們的工作,但同時令權力更加集中,一錯再錯的機會更大。北京最近整頓湖北領導層,派往當地的新官都與習有淵源,同時具備政法工作的背景。去年香港反修例風暴擴大的時候,北京在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增加一個副組長,由公安部部長出任。這些人事安排的思路一脈相承,就是當出現管治問題時,對策是加強管控,要維穩,要確保習的權力不受挑戰。
 
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以來,權力愈來愈集中,但中國的問題少了嗎?解決問題的能力加強了嗎?一埸武漢肺炎的災難,正好揭示了維穩至上、事事上報、唯領導是從的政治體制不符現代化社會所需。北京整頓港澳工作系統,卻似乎是進一步把這樣的一個體制強加於香港之上。香港未來會更加凶險,香港人要為更艱難的日子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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