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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成自傳》3:在北平出生


早年大媽跟著爸爸從東莞出來香港的。爸爸就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教書也不是他最終的職業,他是想找一些收入較高較穩定的工作。那後來他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平綏鐵路(即北平和綏遠)的工作,是要北上的,當時他帶著大媽,就去了北平;因此我在北平出生。

1934年,當時北平本身都是受著日本侵華的影響,很快就會不穩定了。爸爸也覺得如果有機會,便要帶著自己的子女回去廣東落葉歸根,但那時候他一直工作到將近退休,才告訴我們全部要走,不要留在這裡了,太過接近日本人的騷擾。1930年日本人在東北都很多事了,1935年,到他退休時,就打算離開北平,回到廣東。

1935年,回來廣東,來了香港三個月,接著就返東莞。返東莞,返石龍。兩年幾之中,我就有兩年多時間讀卜卜齋,那時候才開始有書讀,姊姊和哥哥也是在北平讀過書之後,回到石龍才重新再讀書,我記得他們讀的地方叫養中中學。我那時候只有七、八歲而已,去了一間私塾,那間私塾好像廟宇的樣子,擺幾張檯,老師還穿長衫馬褂的,我在那裡讀了兩年多的書。大的姐姐和哥哥有當時的中學程度,都算高,那時候沒聽過有人讀大學的。

我只讀了兩年卜卜齋,讀書的印象是這樣,學校是用一間當地的祠堂,老師戴卜帽,穿長衫馬褂的,拿著一把尺,教我們讀書寫字時,就要握正毛筆,又放粒豆子在筆上杆,又說寫字的時候那粒豆不能掉,掉下來就要打手板。讀書就讀「人之初,性本善」那些字,一味死記就像唱歌那樣讀,後來讀到「四書」正文,比較深一些,長一些。

1937年,日本人就打過來了,因為我們走了回廣東不久,就發生「七七盧溝橋事變」了。那兩年日本人從北面一直打到廣東,那我們在石龍讀書便要停下來,亂了,個個都要走了,走去那裡呢?那個舅舅又在香港,不能立刻得到接濟。爸爸在憂愁中去世了,他當時70歲,留下媽媽和我們六個兄弟姊妹。三姐留在石龍照顧行動不便的大媽,其餘的都走難到香港了。

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前夕,街上有英軍坐著電單車,車上掛著一張白布,通知市民向日軍投降,亦有一些民安隊之類的英政府人員把制服脫下,遺在後巷以免被日軍打壓。不到幾天,就見日軍在大道西騎著馬在街上巡遊,市面很多商店都關門了,黑社會人員就打爛一些商店的門,搶掠一空;跟著就向其他商店收保護費了。從此我們就開始過著十分艱苦的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媽媽是天津人,是個傳統中國婦女,非常勤奮,照顧一家大小。我們就真是只有見到她在日常生活裡,做這樣,做那樣,擔心這樣,擔心那樣,一班自己生出來的子女,有六個在自己身邊,那她怎樣能夠讓這班子女生活過得好?根本輪不到她自己作主,再勤力也不行,因為那個環境,日本人已經侵略中國,侵略香港,甚麼糧食,甚麼生財工具都沒有了,那她怎樣能夠做得好呢?她只有盡自己的能力,去照顧好這班子女。丈夫也不在了,也沒有生產的能力,只有倚靠女婿久不久給些錢那樣過活。

由於糧食短缺,兒女尚小,過了一輪這樣擔心的無奈生活,亦受到那麼大的壓力,媽媽病起來了。在那時候根本沒有醫生可看的,亦沒有錢看醫生,食都無得食,個個都挨餓。我記得當時她睡在木板床上,一味覺得痛、抽筋。其實她這個病是由很多憂鬱、擔心、顧慮積累而形成的。最後我見到她時,她在抽筋、在痛,一味給她搽藥油;舅父當時見到這個樣就拿一把油紙傘撕爛它,因為油紙傘上有些桐油,根據舅父說用桐油燒了之後所發出的煙燻她的骨骹,可以使她不抽筋,這樣能令她沒有那麼辛苦。到了後來,她逐漸逐漸沒有呼吸,舅父擺一枝點著的火柴在她鼻孔那裡,那根火柴仍然在燃點,舅父轉頭就說她沒有呼吸了。我媽就在我面前去世了,我和大家姐哭了很久,可憐的媽媽!

媽媽去世後弟妹被迫送給人家,弟妹送給人家都是一件傷心的事,我們當時都沒辦法,個個都無得食,當時的講法就是:「你跟人家啦,跟人家有得食有書讀。」就是這樣,那家人家生活比我們好,我們就將細佬妹送給那些都叫做是親戚的。我記得細佬妹被人拖住離開時的回望,令我流了很多眼淚。

我只記得細佬妹送給人家的時候,人家帶他們離開家時,他們回望那一剎那間的心酸的一刻,其他便沒有什麼印象了,當然那個時候大家都很困難,很難過。很幸運,最後我們都能團聚至今。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時候,由於姐夫有個朋友,在船塢做的,他問我:「你想不想到海軍船塢找份工作?你現在去賣東西,不如去船塢做比較穩定。」那我就答應他,他就安排我到船塢做。在那裡,是幫日本人做的。當時就是一九四四年,我十五歲,他們請的人都是十五十六歲,是做學師,即是學徒。是怎樣的呢?上晝返學校讀日文,有制服穿,藍色的衫褲,就是有個記認這些是學師,跟工人有分別。當時讀書是很有興趣的,因為除了那兩年半卜卜齋外,我從來沒有讀過書,因此我很勤力,學日文,學甚麼發音之類。上午返學,下午入工廠當木工學徒,當時有個日本校長叫大浦德明,問我願不願意到日本讀書,回家後告訴大家姐,她說千祈唔好。

到後來和平的時候,看著這些「蘿蔔頭」被英國士兵押著在現在的太古廣場對面排隊,一個一個被送進監房,我們便覺得很開心,而且有人用東西擲向他們。可能在國民黨時代那種推動人民去抗日做得太深,所以每一個人對日本人都充滿仇恨。有些人在電車站將電車截住,叫所有人下車,下來後叫他們脫掉鞋子,看看他們是否是日本人。因為日本人穿日本拖鞋,拖鞋上有條東西壓著腳趾公,將腳趾分開,所以他們的腳是很特別,很容易辨認。有些日本人娶了中
國人做老婆,他們帶著中國女人過關卡時,也不認是日本人;我們就在那裡截住他,叫他脫下鞋子,檢查他的腳趾,知道他是日本人,有人便上前打他,一下子而已。後來就知道這些日本人又被送回赤柱監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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