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醫生曾繁光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及，因應武漢肺肺炎爆發的疫情，多了精神病患者舊病復發，當中以焦慮症及強迫症尤甚，例如有患者又再出現不停洗手的狀況，嚴重影響工作以至日常生活。
曾醫生的說話，令我回想大約10 年前，自己初入行做精神科外展社工時，遇上的一些焦慮症、潔癖及強迫症等個案。他們大多是2003 年沙士期間或稍後時間病發，雖然病發前已累積了很多不愉快的經驗；例如學業、工作以至人際關係的挫折等；沙士來臨猶如炸彈的引爆儀器，將滾存已久的負面情緒全面爆發出來。
據筆者的工作經驗，焦慮及強迫症的案主復元進度相對緩慢；尤其是一些強迫或重覆行為的個案，單靠藥物治療並不足以減少相關行徑，充其量讓他們心裡面舒服些；至於業界常用的認知行為治療法，成效除了取於當事人改變的決心與動機，其周遭是否有足夠的支持氛圍也非常重要。
簡言之，與強迫症患者相處需要很大的接納與耐性，要先從他們的角度出發（明白他們自己亦不想為病徵所控制，只是太辛苦無法自拔），給予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讓他們逐步作出改變。很多時，若身邊的人：包括家人、社工及醫護等，過於主導或心急，反而會給予當事人壓力，令他更難作出改變。
可以想像，繼反送中事件的爭議後，這場疫症將引發另一精神健康危機：觸發更多焦慮與強迫症的個案，而其影響亦會是長期而又深遠，並不會在疫情完結後短時間內可處理得到。整個精神健康體系，無論是醫護人員或社工，工作量也會愈加沉重。
除了焦慮情緒與強迫行為，據筆者在前線工作的觀察，這場疫症對於復元人士及其家屬，也帶來了其他的負面影響。跟其他基層市民一樣，他們同樣為缺乏口罩與其他防疫資源而徬徨苦惱，而由於服務機構本身也欠缺防疫資源，在這方面未能幫助太多。另外，因為經濟衰退或生意萎縮，他們當中不少被迫減工時，甚至被辭退，收入一時間驟減，面臨沉重的經濟壓力，而這自然也會影響他們的精神與情緒狀態，實非預算案公布那「遲來的一萬元」可紓緩得到。
對於那些未有工作的，因應疫情的爆發減少外出，也窒礙了他們的復元進程。事實上，筆者有幾位案主，早前的精神狀況本已見好轉，願意更多的與外界連繫，参加中心及其他社交的活動。然而疫潮一起，他們被迫要獃在家中，與外界接觸減少，孤獨與無力感又復增，病情或多或少會有點倒退。
然而，最令人慨嘆的還是；以上種種，那些為政及在上位的，真的會在意或關心嗎？
還是那一句，有這樣的政府，此時此刻，我們也只能靠民間守望相助：向身邊的人多一點關懷，向有需要的人士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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