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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權保釋


【撰文:法政匯貓】

自去年6月反修例運動開始,不少市民,甚至是年輕人,被控告非法集結、管有攻擊性武器、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甚至暴動、管有或製造爆炸品等嚴重罪行。每當他們被帶到法庭,一個共同的議題就會出現——保釋。

從新聞可以知道,即使法庭願意讓被告保釋,也會施加頗為嚴苛的保釋條件,包括不得出境、不得踏足案發地點、宵禁令,甚至要整天留在家中,有些更要求被告在住所等地安裝閉路電視,以供監控。當然,也有不少被告,是連保釋都被拒絕,直接還押。

有時我不禁想,法庭好像不用思考便施加一些慣常的保釋條件,例如報到、禁足、宵禁、以及出境限制。若果被告反對,或者申請更改保釋條件,我可以預計法官會問辯方:「你有咩需要去嗰度/出夜街/出境?」有時候,當被告向法庭申請保釋覆核,又會聽到法官問:「同上次比較有乜嘢情況嘅改變?」如果沒有,便會拒絕。

我想先講講保釋條件的「需要」。

眾所周知,被告人在被定罪之前,都享有無罪推定(基本法第87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1(1)條)。因此,在法庭面前要求保釋的那位被告人,應被視為無辜,除非有特別的理由,他的人身自由不應該受到侵犯,法庭應該給予無條件的保釋。保釋不是福利,不是恩澤,而是權利,這項權利更加受到基本法第28條、香港人權法案第5(3)條,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1)條保障。

法例有列出可以施加保釋條件或拒絕保釋的原因,這些可以接受的原因只有三個:(1)確保被告依照法庭的指定歸押;(2)確保被告不會在保釋期間犯罪;及(3)確保被告不會干擾證人或破壞或妨礙司法公正。施加保釋條件,前提是要「有需要」(英文是necessary)去確保上述三個目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2)條);而若要拒絕保釋,則要法庭先「有實質理由相信」被告人會作出上述行為才可以。

而且,儘管上述的條件符合,也不等於法庭要施加保釋條件甚至拒絕保釋。畢竟該名被告仍然未判有罪,任何未審先限制自由的措施都有可能造成不公。法庭還是應該要將相關風險和對被告的不便作出平衡。這點在新近的案例HKSAR v Wong Chi Fung [2020] HKCFI 392,第19段獲得確認。

當法庭首先關注的,不是為什麼該些保釋條件有何需要達到上述目的,而是考慮被告有什麼需要不遵守那些保釋條件,便是本末倒置。在有關示威的案件,很多時候控方的指控只是:現場有一個非法集結或暴動,然後警方驅散期間,發現被告在場,卻沒有實質地指控該名被告有任何其他實質的行為,顯示其參與了非法集結或暴動。在場的人包括記者、路人、甚至警察,難道所有在場的人都是暴動參與者?

但是,控方要取得宵禁令和禁足令往往易如反掌,有時甚至可以令到被告未審便身陷囹圄。問題便是,控方其實尚未提出實質理據解釋被告為何會棄保潛逃(很多被告都是香港的年輕人,本地連結甚深),或在未來的日子,尤其是晚上,在同一個地點犯事,因此需要限制出境、宵禁令或禁足令,甚至需要還押。而我們觀察到示威活動已不集中於某區甚至某個時間,宵禁令和禁足令的成效也十分成疑。

在這些情況下,法庭不應因被告沒有特別需要(例如工作或上課),便聽從控方的建議施加保釋條件或拒絕保釋,因為控方連法例訂名的「需要」或「實質理由」都未展示到。

當法庭首先關注的,是考慮被告有什麼需要不遵守那些保釋條件,是本末倒置。
 

我再講講保釋覆核。我這裡所指的是當被告被還押,或被施加了某保釋條件,在同級法院再次提堂時申請保釋或更改保釋條件,或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向高等法院申請的保釋覆核。有時法庭(特別是下級法院)會因為和上次聆訊時比較,沒有重大情況改變(material change of circumstances),而拒絕申請。我認為這有值得斟酌之處。

首先,在保釋覆核聆訊發生時,被告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時間,必然比上一次聆訊長,有時甚至長很多,而且預計未來還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會審訊。案例顯示不合理的長時間羈押是有利保釋申請的(HKSAR v Vu Thang Duong [2015] 2 HKLRD 502,第14段)。香港法庭非常繁忙,反修例運動衍生的被告人已經過千,很多案件更是「20幾頭」甚至「30幾頭」、「40幾頭」(指被告人數目),要遷就數十位控方證人,以及數十位辯方律師的日誌,及預留足夠時間審訊,恐怕要排期到2021年甚至更後。而且肺炎爆發導致法庭停擺接近2個月,更令法庭重開後百上加斤。難道要在這段期間,一直限制被告的人身自由?雖然法庭有說過單純是羈押時間長了,不足以構成重大情況改變(HKSAR v Siu Yat Leung [2002] 2 HKLRD 147,第21段),但我認為法庭也應考慮對一個無辜的人,就算只是限制自由一天,也是不公義的;拖延得越久,代表最後被告若無罪釋放,造成的不公義就越大。

第二,是一個法律原則的問題:其實成文法沒有規定法庭只可在「重大情況改變」(material change of circumstances)的情況作保釋覆核。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11)條,當法庭拒絕保釋後的第一次聆訊,就算是同樣的事實或法律論點,也是必須聆聽的;在第二次聆訊,就無須聆聽同樣的論點。因此,同樣的論點起碼可以重複一次。而且,這個限制是不適用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行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對下級法院保釋決定的覆核(HKSAR v Wong Chi Fung [2020] HKCFI 392,第29段。)Wong Chi Fung案更訂明法庭有酌情權決定是否考慮重複了兩次但都失敗的論點,雖然「重大情況改變」與是否行使這個酌情權有關(第24-25段);例外的情況,是被告先被下級法院拒絕保釋或施加保釋條件後,引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向高法院原訟法庭申請覆核被拒,然後在未返回下級法院應訊前,再一次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覆核,則普通法要求被告必須證明有「重大情況改變」,法庭才可考慮(Siu Yat Leung案,第13段)。

紙上談兵固然容易,但我們必須明白,在實際操作上,法官往往要在短時間以有限而未經證據證實的資料決定保釋的問題,在繁忙的裁判法院,一瞬間的觸覺可能是最具決定性的。令人不安的,是控方可以將其指控講到天花亂墜,令法庭以為案情嚴重,然後施加嚴苛的保釋條件甚至將被告還押,但指控其實外強中乾,到最後甚至要撤控,或者審訊後裁定指控不成立,虎頭蛇尾。屆時誰去補償被告失去了的自由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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