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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聲】發自德國疫情重災區的一些思考


筆者居住的Schwanenberg鄉村中心廣場,後面是基督教堂建於1547年。照片由作者提供
 

【撰文:田牧】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簡史三部曲》的核心思想是:「進入21世紀後,曾經長期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瘟疫、饑荒和戰爭已經被攻克,人類未來的議題是:永生不老、幸福快樂和成為具有『神性』的升級人類。」而現實生活中,攻克瘟疫這一章,卻並沒有翻過去。眼下新冠病毒(COVID-19)來勢兇猛,猖獗之極,席卷全球。這些天來,人們每一天耳聞目睹的,都是令人揪心的疫情擴散,急速攀升的感染者數字與死亡者數字,迄今義大利僅一天之內的最高死亡病例就達793人,恐怖的疫情,無情地吞噬著人們的生命。

德國也是瘟疫橫行的重災國,而我恰恰居住在德國疫情重災州的重災區域,身陷疫情「三次方」的重災區,雖然還不到談疫色變的地步,但所見、所聞、所感、所悟、所悸交織在一起,不吐不快。

狂歡節的一對夫婦是燃點

2月23日,德國萊茵河地區的科隆、杜塞爾多夫、亞琛和美因茨等城市,是每年狂歡節最熱鬧的城市。人說武漢的「萬家宴」是中國疫情爆發與延燒的巨大燃點,那麽此次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的狂歡節,便是武漢的「萬家宴」第二,不幸成為德國疫情的重災區。

狂歡節後,2月25日晚有報道說「埃克倫茨市(Erkelenz)發現了冠狀病毒感染者,已送杜塞爾多夫醫院治療」。我家就在埃克倫茨市的衛星村裏。第二天才搞清事情的原委:一對居住在岡戈爾特市(Gangelt)的夫妻,該市與我市同屬海因斯貝格縣(Heinsberg)。狂歡節後,47歲的丈夫首先出現感染新冠肺炎的癥狀,因有前病史,病勢兇猛,被轉送杜塞爾多夫大學醫院重症病房,入院後狀況不佳,當夜用上人工呼吸機。緊接著妻子第二天發病,據說他們曾多次接觸過一名不久前去過中國的朋友,但這位朋友並未染病。

問題是這對夫妻在狂歡節遊行後,當天又參加一個3百餘人的狂歡晚會。至於為什麽扯上我們埃克倫茨市,估計是因為從我們市醫院轉去杜塞爾多夫大學醫院,上報時自然成了埃克倫茨的病例。

此消息一傳開,就有朋友來電提醒與慰問,我們夫婦還得一一說明與解釋,岡戈爾特離我家還有20公里路程。誰都想遠離疫情,逃逸疫區,我是否下意識裏在撇清關係?自己也說不清。

科隆大教堂,13-19世紀,歷時600年建成,已不見昔日絡繹不絕、紛至沓來的拜訪者人流了。照片由作者提供
 

重災州中的重災區

接著傳來的消息,想撇清也撇不清了。政府在追蹤那對夫婦2周內的接觸軌跡時,發現他們十分活躍,曾與許多人發生過「無數次交集」,去過科隆,去過荷蘭,去過周邊小鎮拜訪朋友等,妻子是幼兒園的老師,他們還有兩個學齡孩子,再加上參加狂歡晚會,這對夫妻這些天的接觸範圍遠超岡戈爾特市,已無法準確的追蹤與排查,我們小鎮也包括其中了。政府採取了幾項措施:一,與他們接觸過的千餘人,自律居家隔離14天;二,海因斯貝格區域的所有小學、幼兒園於25日關閉;整個區域的公交系統也停止運行。我們村裏的一所幼兒園,一所小學,自然人去樓空,公交巴士也隨之停運。

問題是僅過了一周,那批自行隔離者便耐不住清閑與寂寞,約有三分之二的人便自我解放了,取消了居家隔離。德國向來是保護人權和崇尚自由的國家,加上當時社會普遍對疫情危險認識不足,以及法律上的局限,所以政府不會強人所難,只能放任自流,視而不見了。

雖然聯邦衛生部長斯潘(Jens Spahn)曾表示:病毒的擴散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級別」,彼時北威州的患者(那對夫婦)密切接觸過的人數眾多,傳染鏈已無法被準確追蹤,德國正面臨著區域性疫情的開始。

部長的話音落地不過僅僅兩周,德國便緊隨義大利之後,陷入了歐洲疫情重災區,截至3月23日,德國累計確診病例已達28438人,死亡111人。在德國的重災區北威州,累計感染者8028人,佔全國16州的28.2%。而北威州的重災區就是海因斯貝格縣,我們縣共有24.5萬餘居民,感染者竟達到984人。身在其中的我們,不禁不寒而慄。

開始德國人對疫情不屑一顧

2月初,新冠狀病毒在武漢猖獗之際,已有感染者進入德國的南部,德國媒體也是跟風報導,連續數天作為頭條新聞。我們家便警覺起來,那天恰好要去杜塞爾多夫醫院作檢查,一早我們就帶著備用口罩上路了,車駛入醫院區域,一路上居然未見任何人面帶口罩,太太建議道:「我們還是不戴口罩吧,否則不是我們防備他人,而是整個醫院防備我們了,弄不好把我們當成『疫情』。」

中國人在防疫方面總是比西方人敏感,那時藥房裏的口罩早已銷售一空,但街上卻不見有人戴口罩,估計是被中國人買下紛紛寄往中國。

二月初的一段日子,德國頭條報導疫情,估計遭到了社會各界的批評,在德國每年的流感季節,都會有1-2萬人死亡,因此社會忽略了新冠病毒的嚴重性,作為頭條新聞沒幾天,便被往後挪了位置,這就是德國社會最初對待疫情的態度。

到2月25日之前,德國一直沒有新增病例出現,之前出現的病例都可以追蹤到傳染鏈或源頭。無論是政府方面,還是專家或科研機構,均認為疫情在德國蔓延的可能性不大。

媒體一再刊載的是,以德國的醫療資源,足以應對可能的新增病例,政府有關方面和醫療部門已經做好了足夠的準備。媒體向民眾宣傳的只是注意衛生,勤洗手,在外不要觸摸五官,人與人之間保持1-2米的安全距離,並不主張健康人戴口罩,但希望身體不適、傷風感冒者能帶上口罩。當然市面上口罩早已售罄,一個多月以來,始終一罩難求。

忽視疫情的原因

事實證明,德國和專家低估了冠狀病毒的危害性,歐洲其它國家也是如此,原因在於:

一是,長期的流感歷史。在德國每年的10月至下一年的4月是流感季節,年年都有幾十萬至幾百萬人得流感,其中死亡人數在1-2萬,這對德國人來說,是常態。

二是,歐洲人崇尚自由,維護私人空間,尊重自我意識等,根本不習慣、也不願接受政府的管控。

三是,歐洲傳統宗教文化的原因。歐洲人對死亡沒有華人那麽恐懼,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瘟疫大流行:鼠疫、黑死病、霍亂、傷寒等。每一次的疫情流行都對人類造成了重大損失與傷害。歐洲人有歷史悠久的宗教文化為支撐,減輕了一代代歐洲人對死亡的恐懼。在宗教文化中:死亡,是所有生命的最終結局;是上帝的旨意;進入天國是教徒最完美的境界。

四是,歐洲各國政府本身對防疫治疫少有作為。當中國武漢新冠肺炎猖獗時,官方是否以2003年的「SARS」作為參考依據,認為只是亞洲人的病疫,現在還不好說。

德國政府數次表明,德國已經做好了準備,凸顯德國強大的醫療保障體系與先進的醫療技術水平,錯失了嚴格阻斷病源體擴散的良機,遭致遏制疫情蔓延的失敗。

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國王大街,全無昔日的繁華與喧囂。照片由作者提供
 

德國緊隨義大利之後疫情嚴重

歐洲疫情的重災國義大利,按理說是最早取消了中意直飛航班,在1月31日宣布該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計劃持續六個月。問題是義大利整個社會沒有醒悟,普遍輕視「新冠肺炎」危害性,政府在具體防疫治疫的方法與措施、醫療物質的籌措與準備、社會組織的布置與落實方面等,均沒有及時地跟上。義大利也有一位王廣發似的專家,是米蘭薩科醫院臨床生物學、病毒學和應急生物診斷學實驗室主任瑪莉亞・瑞塔・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2月中下旬,她還多次在媒體上宣稱疫情並不可怕,只是一個「大號流感」,還說:「義大利無需對中國武漢的疫情緊張,或過度警惕,不要危言聳聽和制造恐慌,只要保持適當的關注即可。」直到3月8日凌晨,義大利總理孔特才簽署緊急法令,封閉倫巴第大區(省)和中部及北部其他14個區,隔離區內所有人都需要有持有特別許可證才能出行。至3月22日,義大利已有累計確診59138人感染,5476人死亡,死亡率為9.3%。

2月中旬,德國的權威人士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所長解釋:大部分被感染者只有類似感冒的輕微癥狀,如發冷和咽喉疼或者毫無癥狀。每100人中有15人重症,出現呼吸困難或者轉為肺炎,迄今以來的數據表明,死亡率在1-2%,高於流感的死亡率。聯邦醫學學會主席克勞斯·・賴因哈德(Klaus Reinhardt)在媒體採訪時說:德國目前裝備良好,已經做好了準備。相對於人口而言,德國是世界上醫院和診所密度最高的國家。這樣的告市民語,屬於機械式的就事論事說明,沒有起到警示與警世的效果。

2月下旬出現了北威州患者(那對夫婦)病例後,衛生部長斯潘警示:「病毒的擴散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級別』」居然還招致諷刺道「大驚小怪」和「作秀部長」等,德國社會仍然對疫情尚未有認知、感悟與警醒。

《德國之聲》刊文提到了一位華人醫生對疫情的見解:「德國目前採用救治肺炎的方式治病(指新冠肺炎)。……如果得了這個病,那麽你在德國得到及時有效救治的機會,遠比在中國大得多。」這位醫生還強調:「如果我們華人因不了解真實情況而驚慌恐懼,把自己的生活搞亂套,躲在家裏不出去或者不去上學,該做的事也不再去做,那就是浪費了德國社會為大家提供的保護,辜負了德國社會給大家的福利。這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事情。我們真應該理性地思考這些問題。」

據我個人以往住院的經驗來說,即便是太平盛世時期,也經常因為床位問題,需等待與拖延時間。而面對疫情急速蔓延時,我不禁疑惑,醫院如何能應對大批量感染者的床位問題呢?

眼下德國的確診感染者病例,每天以數千餘人速度遞增,使德國的醫療系統面對嚴峻的考驗,醫療資源已近乎飽和,政治家與醫學專家天天向民眾呼籲:不要出門,自善其身,全民努力,盡量延續疫情蔓延速度,否則義大利的悲劇就可能在德國上演。

面對「新冠肺炎」大爆發,整個歐洲一片混亂與潰敗。英國、瑞典一度消極面對疫情,曾傳出採取佛系抗疫,順疫情發展,以「群體免疫」自然法面對,即以犧牲一批人為代價,當絕大部分人被感染免疫後,疫情自然便會得到控制。

其實這恐怕只是頹敗與沮喪之語,世人盡知,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與人們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密切相關,任何國家對新藥的審批非常慎重與嚴謹,均以法律法規加以監督。新藥研制尚且如此嚴格把關、尊重生命個體,而在來勢兇猛的疫情面前,若僅僅採取「群體免疫」,像瑞典這樣的國家,至少需要付出幾十萬人生命的代價,這與戰爭時期的「投降主義」與「出賣人民生命」有什麽區別?加上「新冠病毒」還在繼續變異中,未來病毒的發展不可預測,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僥倖過關。

疫情之下歐亞國家舉措對比

無論是英國首相約翰遜,還是瑞典首相斯蒂凡·洛夫文,面對舉國突如其來的災難,驚慌失措,無從應對,在筆者看來是正常現象。當年「二戰」初期,歐洲國家同樣呈現了一片混亂與潰敗,不作為的政府,比比皆是,結果只能是認輸與投降。彼時英國首相張伯倫也採取了「綏靖政策」。後來丘吉爾接任張伯倫,才出現轉機,有了同盟國集團,各國的反法西斯鬥爭逐步建立,最終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眼下面對新冠疫情,歐洲同樣是潰不成軍,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英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各國,在遏制疫情上普遍一籌莫展,反應遲緩。

有一種說法,對民主國家來講,封城封國,限制國人出國旅遊,對感染者強制居家禁足等,不符合民主與人權理念,現實中難以落實,所以無法遏制疫情的蔓延。這種說法顯然不對,台灣就是民主國家,在遏制疫情蔓延方面,做得非常到位,非常出色。台灣的成功主要勝在兩個方面:

一是,領導果斷有力。蔡英文總統勇於承擔責任,敢於臨危決斷,表現了出類拔萃的領袖風範。

二是,台灣的防疫體制健全。在2003年的「非典(SARS)」時期,台灣建立了完整健全的防疫體制,自此以後,這套體系經歷了不斷的完善與鞏固,在眼下突發的「新冠疫情」面前,這支專業隊伍完全遊刃有餘。

同樣,新加坡、香港、澳門也都臨危不懼,成功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與襲擾。

埃克倫茨Erkelenz市中心廣場,白房子是老的市政府辦公樓,建於14世紀。照片由作者提供
 

德國疫情死亡率低下的原因

3月11日,德國梅克爾總理講話,「控制新冠疫情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全國應團結一致,經受住疫情的考驗……」聽話聽聲,鑼鼓聽音,這語調沉重而悲愴,就像是戰爭前的動員令,在整個德國社會,梅克爾總理享有很高的威望,她的動員令,立即在全德國得以執行與落實,德國正式展開了抗疫大戰!

至3月23日止,德國累計確診感染者28438人,病亡者111人。令整個世界驚異的是,德國的迄今死亡率只有0.4%。義大利是9.3%,中國是4.0%,西班牙是6.7%,伊朗是7.9%,法國是4.3%。

梅克爾講話後,德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德國近日的累計確診感染者的遞增速度,終於有所放慢。相對於龐大的確診病例,德國病患死亡率低下,主要原因有四點:

一是,德國的醫療保障體制健全完善,始建於200年前的俾斯麥政府,經過了不斷的完善與成熟,基本上解決了德國全民的醫療保障問題。就連剛進入德國被接受的難民,也由政府承擔其醫療保險。

二是,德國的醫療技術水平在全球排名前列。德國人是西醫的鼻祖,向來以嚴謹治學而著稱,德國制造生產的高科技精密儀器更是聞名於全世界。相對於人口而言,德國的醫院和診所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

三是,德國防疫治疫初期,首先在醫療技術力量、各類儀器設備、防疫醫院與床位等方面作了規劃與準備。

四是,德國在肺炎治療方面的技術領先,擁有治療肺炎的國際先進水平。

疫情風險日偏安一隅

筆者家處在疫情重災州的重災區域,疫情密度是德國之首。德國共有16個州,截至3月23日,僅我們北威州每十萬人中感染者是44.8人,我們所處的海因斯貝格縣每十萬人中的感染者是386.9人。

好在我家坐落在德國的鄉村,每天宅在家裏的我們,田野散步成了必修課。雖然疫情席捲全球,但阻擋不住春天的腳步,漫步在鄉村的田埂上,萬里晴空,天高氣爽,碧綠沃野,一望無垠,間或麥田中有鷺鷥與野兔撒歡奔跑,令人一時忘卻了疫情帶來的煩惱與憂患。有人說:最偉大的藥方是大自然,它蘊藏著治療一切疾病的秘訣。

昨天的散步,總算在田野中遠遠瞧見了一騎車人,他在向我們頻頻招手,我揣摸著他的心思,他一定高興地認為,總算遇到了「活人」。

本文原刊台灣《民報》(20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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