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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上訴得直】高院:警在無法合理可行地申請手令時 方可無手令查被捕者手機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只有在緊急情况下,警察方可在沒有搜查令時,查閱被捕者手機內的數碼資料。警方提出上訴,上訴庭2日頒下書面裁決,裁定警方上訴得直。判詞指,一般情況下警方在搜查被捕者的手機內容前,仍須獲得法庭手令;若然搜查手機前無法合理可行地申請手令,警員必須要有即時搜查的合理依據,方可搜查被捕者的手機。

民陣成員2017年到高等法院取判詞,當時法官裁定只有在緊急情况下,警察方可在沒有搜查令時查閱被捕者手機。資料圖片

民陣2014年發起七一大遊行後,警方拘捕遊行頭車司機岑永根及另外4名民陣成員,並沒收其手機查閱當中資料。岑永根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2017年裁定岑勝訴。當時判詞認為,《警隊條例》第50(6)條只賦予警方在緊急情況下,方可在沒有搜查令時搜查手提電話、平板電腦等電子器材的數碼內容。緊急情況包括:當公眾及警方的安全面臨即時威脅、證據會即時被破壞,以及在非常緊急和易受攻擊的情況下發現證據。

是次上訴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及麥機智審理。判詞指,一般情況下,警方仍須根據《警隊條例》第50(7)獲得法庭手令,方可搜查被捕者的手機內容。不過,若然搜查手機前無法合理可行地申請手令,警員必須要有即時搜查的合理依據,包括為調查罪案以取得與被捕罪行有關的證據及資料,或保護其他人的安全(包括受害人、附近公眾人士、被捕人士及在場警員),方可搜查被捕者手機。在此情況下進行搜查,除了為過濾而作的粗略檢查外,詳細檢查的資料範圍應只限於與搜查目的有關的內容,而且警員事後亦應盡快填寫書面紀錄,報告有關搜查的目的及範圍;如不妨害刑事調查程序,亦應寄送副本予被捕人士。

此外,此次判詞的另一重點,是法官指出警方在法律下,不能強迫被捕人提供手機密碼,裁判官無權強迫被捕人士解鎖或交出手機密碼,代表警方的律師亦同意,拒絕向警方提交密碼並不會構成阻差辦公。

判詞指,在科技發展下,手機亦有可能被用作犯罪工具,法律應意識到因而帶來的挑戰,以及執法人員在合適情況及保障下搜查手機的合法需要。法官認同申請人一方提出,手機內的資料有可能有具高私隱度,搜查手機涉及的私隱,可能比搜查住所的所涉及的私隱度更高。判詞又指,被捕人士的私隱權不可用來掩護入罪證據,但與此同時,其手機內無關的其他資料應要被完好地保護,法律應保障其私隱免受不合比例的侵害。

楊政賢:兩次裁決僅演譯方法不同

事發當天同樣被沒收手機的民陣前召集人楊政賢,為案件的利益相關者。楊政賢認為是次結果是「政府贏咗場交,但結果一樣」。他指,是次裁決與上次原訟庭的演譯方法不同,但對私隱權的詮釋也是一樣,原訟庭的結果是警方不應在非緊急情況下,進行沒有搜查令的搜查;而是次結果是除非不能在合理可行情況下得到手令,否則也須申請手令方可搜查,兩者標準相似,「大家可能有憂慮,會唔會令警方詮釋權大咗,呢個係未知嘅。兩個版本其實警方都係有詮釋空間。」不過,他認為與2017年相比,警方濫權的情況更嚴重,過往亦有被捕人士投訴被警員毆打及威嚇其供出手機密碼,所以即使法律確立了市民擁有私隱權,市民亦不能完全受到保障。

至於判詞指出警方不能強迫被捕人提供手機密碼,楊政賢指,根據普通法原則,市民本來就不需要交出手機密碼,但這次法庭特別提出,亦可提醒被捕人士有此權利,不過實際上仍須視乎前線警員是否守法處理。至於會否提出上訴,楊表示會再與律師團隊商討。

民權觀察憂警濫權

民權觀察認為,有關的批准原因過於寬闊,容易被警察濫用權力,借此肆意搜查被捕人的手機,並可接觸到大量可能與案件無關但屬於個人私隱性質的資料,對法庭的決定表示遺憾,認為有關做法嚴重侵犯市民的私隱。民權觀察促請警方嚴格遵守法庭定下的要求,並須詳細記錄當時的情況為何無合理可行的方式向法庭申請手令,以及基於甚麼原因進行搜查,以防止警員濫權或錯誤行使權力,重申有調查權及懲罰權的獨立機制,是糾正及防止警察濫權的重要方法。

至於判詞提及警察不可以強迫被捕人士提供手機密碼,民權觀察注意到,有很多被捕人指控警察以威逼甚至暴力的方式,迫使其提供密碼將手機解鎖,供警察檢查電話內容,促請警方嚴格執行此要求,並讓前線警員明白相關規定,不能脅迫要求被捕人士交出密碼,更不應曲解法庭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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