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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成為中共「大外宣」組織──世衛組織是共犯(下)


由於 WHO 的領導層追求中共式的「政治正確」,排除台灣早就提出的預警(見本系列「上篇」),而且毫無保留地只接受中共提供的資訊而不作「盡責核查」(due diligence),以致未能對國際社會及時發出正確的警示,讓武漢病毒肆虐全球(見「中篇」)。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經變成導致這場災難的幫兇、從犯。不僅僅如此,人們從「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的考察報告可以看出,這個機構已經變相成為替中共的錯誤背書的另類「大外宣」機構。

在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它很早就提出派專家到武漢考察)的壓力下,中共同意與 WHO 組成聯合考察團到中國進行疫情考察。這個考察團在2020年2月16-24日訪問了廣東、四川和湖北三省並發表考察報告

中共會真心實意接受國際社會的考察嗎?當然不可能。2003年 SARS 因中共隱瞞疫情而在內地廣泛散播時,WHO 曾經派出一個考察團到北京考察。當時為了隱瞞真相,SARS 病人被當局搬上救傷車,在市內到處轉,直到 WHO 的考察團離開後才把他們放回醫院。這一件事當時成為一大醜聞,北京市委書記孟學農間接因此下台。

有這樣的前科,這次中共會讓 WHO 觀察團自由考察嗎?我們不妨從三方面來看。

系列文章:
政治偏見,錯失良機——世衛組織是共犯(上)
偏信中共,貽害全球——世衛組織是共犯(中)

第一,中共同意的考察路線最初並不包括武漢重災區,後來經過 WHO 的堅持,才同意在最後兩天允許少部分人去武漢。

考察團在2月16-24日開展活動,在9天的活動中,頭兩天在北京(16-17),然後兵分兩路分別去廣東和四川(18-20)各三天。從21日開始,全體集中在廣州討論考察結果並準備寫報告。然後在22日才選派一小部分人(原文:Select team members only)前往武漢兩天,然後折返廣州繼續寫報告。筆者不厭其煩地羅列其活動,是為了指出這個團的考察是避重就輕的。最初中共並不想考察團前往疫情最嚴重的武漢,託詞湖北和武漢正忙於抗疫,無暇接待,(這從考察團在出發前中共發出的新聞稿中,在交代這次考察的地區時並不包括武漢可以看出)。但專家組堅持下,中共最後勉強同意在22日允許小部分人前往武漢。但是,聯合考察團外方團長、WHO 助理總幹事(加拿大流行病學家)布魯斯・艾沃德(Bruce Aylward)無意中說漏了嘴,說他們並沒有去到武漢的「髒區」【註1】。所以,這個考察團及其報告,事實上就是「走過場」。

第二,考察團的報告完全按照中共的思路來撰寫。

聯合考察團外方團長布魯斯・艾沃德(Bruce Aylward)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WHO 和中國之間就報告應該包含什麼內容進行了長時間的周旋(原文:a "huge back and forth")。他舉一個具體例子:中國不肯形容目前這個疫情是「嚴重的」(dangerous),也不容許報告提出「第二波爆發」(second wave)這個可能性(見《金融時報》3月20日)。從這點看,則人們並不奇怪為何報告隻字不提中共在疫情大規模爆發前隱瞞疫情、鎮壓揭露真相人士的事實。報告把疫情爆發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但在第一階段(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月19日)的陳述中,完全不提中共系統性地隱瞞疫情的具體細節。筆者曾經就中共在這段期間如何隱瞞疫情、銷毀樣本、打壓吹哨人的具體細節,以及制定荒謬的治疫原則(「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詳細記載下來,見《眾新聞》【註2】,這裡不贅。第一階段這些嚴重錯誤是直接導致疫情大爆發的重要原因,可是報告卻隻字不提。

在報告中,列舉了四條時間線(全國性、四川、廣東、深圳),記載疫情的發展狀況,唯獨沒有湖北省或武漢市(後者更是首發地及重災區)。這顯然不是疏忽,而是刻意迴避武漢的糗事。

第三,考察團及其報告產生的客觀效果就是以 WHO 的權威性來為中共的立場背書。這個報告在三個方面體現了中共的立場:

1. 病毒是自然界的產物而不是人工合成的。

世衛的報告就病毒的來源作出以下陳述:「現在尚未明確,但根據中方提供的相關資料提示蝙蝠可能是它的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之一。現在科學家們正在進一步的研究,明確病毒宿主」。在這個問題上,報告隻字不提國際社會十分懷疑的有關武漢 P4 實驗室在這次事件中的角色,輕輕地把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撥開。中共借世衛考察組之口再次將目標引向蝙蝠等,意在否認病毒乃是人工合成這個可能性。

2. 病毒沒有變異

病毒有沒有變異,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涉及到是否有人在研發生物武器的問題。在2月初,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在《國家科學評論》(Nation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一篇論文,證實研究人員在分析廣東省一些家庭感染病例後,發現病毒在家庭中傳播時,2個胺基酸已發生改變,這證實冠狀病毒已突變,但研究人員不確定毒性是否增強。

如果證實病毒存在變異,那麼哈佛大學博士博伊爾(Francis Boyle)不久前在接受採訪時透露的訊息就值得重視。他表示:「武漢BSL-4試驗所是新冠狀病毒的來源。我猜測他們正在研究SARS,並通過功能突變獲得將其進一步武器化的特性,這意味著它可能更具致命性」。

聯合考察團的報告說:通過對不同地點分離出的104株新冠病毒株進行全基因組測序,證實同源性達99.9%,表示病毒尚未發生明顯的變異。問題是,提供毒株的是中共,中共完全可以掌控提供什麼樣的毒株,從而得出病毒尚未發生明顯變異的結論,而這結論正是中共的需要。

3. 替中共推銷所謂「中國經驗」

考察組居然呼籲各國學習中共控制疫情的經驗,呼籲各國停止限制對華活動。艾沃德在通報中公開讚揚中共控制疫情的經驗,並建議各國向其學習。同時,他還稱「任何國家若在貿易或旅行方面採取限制和障礙性措施,只會影響世界應對新冠肺炎的能力。任何國家對中國採取了超過《國際衛生條例》推薦建議之外的其他措施都應重新平復,因為中國的風險在下降,而中國能夠為世界帶來的貢獻在增加」。

通過這個「考察團」及其報告,中共隱瞞疫情導致全球罹禍的罪責就「被消失」了,而它「暴力抗疫」的模式便成為楷模,而且因為中共「頂住壓力為世界贏取時間」,所以「對世界作出偉大的貢獻」。考察團及其報告完美地為中共漂白和貼金。

在這個過程中, WHO 不但毀了自己的聲譽,更自甘成為中共的從犯。

註釋:

1) 這是該團團長Bruce Aylward 在3月2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漏了嘴,承認他們並沒有到過 dirty area(意指醫院等有風險的地方)。

2) 見絀作〈中共錯誤,禍延全球〉(上),載《眾新聞》202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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