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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調查反修例事件?】監警會代表大狀:蒐集資料只為排時序 非具體至警員有否施襲


 

社工呂智恆申請司法覆核,指監警會主動調查去年反修例運動的一系列事件,屬於越權,因為法例並無賦予監警會調查權。審理案件的高等法院法官楊家雄今日聽畢雙方陳詞,宣布押後裁決。楊家雄於2013至2017年間出任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其繼任人為梁卓然), 2019年7月下旬獲委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代表監警會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陳詞時透露,監警會至今未有進行任何面談,重申監警會無權傳召任何人。他又表示,監警會現時調查所包括的「fact finding」只是蒐集資料,按時序排列,以了解當時的大環境,譬如某日某地下午1時開始有人群聚集、警方下午3時使用催淚彈等。如果說某日某地下午3時,8個警員向3個穿黑衣示威者施襲,黃繼明則形容這是「太詳細」,強調只會排時序。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去年曾指,警員個人操守不在研究範圍內,應根據法例向警察投訴課反映,監警會再審視投訴課的結論。

監警會去年7月宣布就反修例運動展開調查。資料圖片

自去年6月反修例運動開始,民間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在處理公眾活動期間是否涉及濫權、過度使用武力。特首林鄭月娥則以監警會正在調查為由,拒絕另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呂智恆遂於去年10月申請司法覆核,挑戰監警會調查權。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早前表示,因為司法程序進行中,待案件有結果後才決定是否公開調查報告。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科技法庭進行遙距聆訊,楊官仍須出庭,申請方及答辯方的律師團隊,則分別以視像會議形式參與聆訊,如常穿起律師袍、戴上假髮。記者及公眾人士可以入到庭內旁聽並見到楊官,但彼此中間需要隔一個空位,不可並排而坐,現場記者連同公眾人士加起來不到20人。庭內共有5個屏幕,分佈在公眾席前、公眾席牆上以及公眾席面向的牆上。

三方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聆訊,呂智恆沒有露面,代表他的三名律師團成員坐在一張檯後面,案上擺了幾個文件夾;答辯方露面的律師團隊則有8人,佈置與庭內相似,眾人分佈在兩張長檯後,每人面前都直立擺放了一些文件夾,最前面的長檯有兩支類似法庭用的收音咪。

法庭方面,紫荊花區徽高掛牆上,法官的頭像在屏幕顯得較細小,楊官戴著白色口罩,不易見到是否在說話。所以雙方律師陳詞期間,偶有聽到回音便會停下,問法官是否正在提問,楊官至少4次澄清自己沒有說話。聆訊過程大約2個半小時, 期間收音清晰,甚至較一些現場審訊更好,但眾人翻文件的聲音亦見響亮,有時又可以聽到路上汽車的鳴笛聲。

社工呂智恆去年10月申請司法覆核,今日在遙距聆訊中未有露面。蘋果日報照片

訴訟雙方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以下簡稱《監警會條例》)所釐定的監警會職能展開爭辯。

據監警會宣布展開反修例事件調查的新聞稿,監警會引用的是《監警會條例》第8(2)條「監警會可作出為執行它在本條例下的職能而合理地需要作出,或附帶於或有助於執行該等職能的所有事情」而展開調查,以履行第8(1)(c)所列明的職能:「在警隊採納的常規或程序中,找出已經或可能會引致須匯報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

代表呂智恆的資深大狀夏博義(Paul Harris)指,2008年立法會提交審議《監警會條例》草案的報告,當中就有討論到監警會(當時稱警監會)的調查權力,而政府當局的回應,是不宜賦予警監會調查權力,原因包括:警監會不如警方般擁有調查權力(例如搜查和檢取的權力);在投訴警察課的調查人員以外,另設警監會的調查隊伍,會導致資源及工作重疊;如賦權警監會調查向投訴警察課提出的投訴,會混淆警監會作為監察機構的角色,亦可能會令到一宗投訴出現不同的裁斷和結果。

夏博義表示,雖然監警會副秘書長(行動)梅達明已承認,進行反修例活動調查,與所有公眾活動當中出現的大量須匯報或知會的投訴,完全不相關。但監警會的職能,應當是監察投訴警察課(CAPO)的工作,其調查警方行為或程序的權力並非獨立存在,而是附在監察CAPO之上。

監警會一方反駁,指監警會與投訴警察課的調查結果不會矛盾,因為監警會只是蒐集資料,按時序排列,從而了解事件背景,譬如當有警員被指向示威者施襲,當時是否情況極混亂?是否已經發射橡膠子彈、催淚彈?抑或是和平示威當中?黃繼明續表示,這些都可能是監警會調查想知道的,從而判斷過程中是否有「可能會引致須匯報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案件聆訊完畢,楊官擇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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