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聞

去年逾8千屍體發現創3年新高 法醫人類學家由遺體到戰爭罪行 解剖「無可疑死因」


法醫人類學家李衍蒨指出,警方說死因有沒有可疑不是最終答案,希望大家記著,還有法醫調查這一步。張凱傑攝

最新立法會財委會文件披露,去年共有8,148宗屍體發現和713宗自殺案件,兩者數字均多過前年,其中屍體發現個案更創過去3年新高。今天,警民互不信任的社會氣氛下,有人質疑「死因無可疑」是否真的沒有可疑?當警方調配重兵追擊公眾活動,重防保護政府機關下,又有沒有足夠人手,仔細調查每一宗命案?這成為抗爭者的內心疑問。

法醫人類學家李衍蒨認為,警方的說法並非最終答案,希望大家記著還有法醫調查這一步。但她認同,如果調查部門更透明地,披露和解釋案件,或可挽回公眾部分信心,對整體社會氣氛都是好事。

「有沒有可疑?」資深法醫馬宣立曾說過:「唔到警方講,因為是由死因庭斷定個案死於自然定非自然?自殺定謀殺?」

去年逾8千屍體發現 創3年新高

「大家以為警方宣布無可疑,就完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李衍蒨解釋,凡非自然死亡都要送往衞生署轄下的公眾殮房,有機會要解剖找出死因,從醫學的角度找出究竟發生甚麼事。警方和法醫分開兩邊調查,各自提交報告予死因庭,再由裁判官裁定死因。當兩方面調查出現矛盾,就有機會召開死因庭,由陪審團去決定是否真的「有可疑」。因此她說:「警方說有沒有可疑都不是最終答案,希望大家記著,其實還有這一步。」

根據司法機構網站顯示,包括自殺等20類死亡個案需向死因裁判官報告,病理學家會進行屍體外部檢驗,向裁判官提交檢驗結果及死因。若死因已確定,病理學家可建議豁免屍體剖驗,並要求發出埋葬或火葬命令;若未能確定死因,則可要求發出屍體剖驗命令,再向裁判官解釋臨床病徵、背景等死亡情況。若裁判官不能斷定死因或有其他原因,可命令剖驗屍體,再研究屍體剖驗報告,考慮是否須要進行調查。

這大半年來,她說明顯感受到公眾對非自然死亡個案的質疑多了,同樣地也留意更多自殺新聞。保安局上周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書面答覆顯示,去年共有8,148宗屍體發現和713宗自殺案件,其中屍體發現個案更是過去3年新高,比前年增加近300宗。若單以去年6月至12月計算,平均每月有672宗屍體發現及61人自殺。從醫學和科學的角度,或者可為無聲的屍體「發聲」解釋死亡原因,但她承認死亡背後「點解做呢件事,點解出現呢件事,我是不可能知。」

保安局上周向財委會提交文件顯示,去年共有8,148宗屍體發現和713宗自殺案件。左起為2016、2017、2018、2019年數字。財委會文件
若單以去年6月至12月計算,平均每月有672宗屍體發現及61人自殺。財委會文件

她認為當權者和負責調查的部門,如果可以更加透明,講多少少,解釋多少少,或可挽回公眾多一點信任,對整體社會氣氛都是好事。「現時的情況是,法醫有沒有到場不知道,警方沒有解釋屍體就說沒可疑,令人覺得是不是有所隱瞞?」她說,可能有些部門會以為「唔好講太多」、「公眾未必了解也未必需要知道」,因而沒有進一步交代資料,但正正因為公眾不了解,「中間嗰個空隙就令到大家無法溝通,唔理解愈來愈深。」

這令人想起,資深法醫馬宣立曾談及陳彥霖案時表示:「死者是不是他殺,所有香港市民都有權知道。」

紀錄屍體 勿污染證供帶走線索

80後的李衍蒨在美國俄勒岡大學修讀哲學,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萊斯特大學,攻讀人類學文學碩士,以及法醫人類學及鑑證科學研究碩士。她憶述,接觸學科前都會以為屍體心跳停止後就是一個終點,但原來屍體會按身邊的環境不斷產生變化,如天氣、季節等因素,往往是一個過程。

今天,當市民發現屍體時,多了一份敏感,甚至會拿出手機,拍下死狀和樣貌,希望為死因或有可疑的逝者作出控訴。但她寄語大家「唔好太過緊張,俾情緒操控自己」。她說,有沒有可疑,應冷靜思考屍體的變化與周遭的環境是否吻合,如當下發生墮樓案,但發現屍體已經發紫發黑,那就有問題,因為屍體變色需要時間;又例如連續多日下雨,但發現戶外的屍體很乾身,那都可能有問題。

她說明白大家想做一些紀錄,在自己能力範圍內保存證據,但提醒避免污染現場的環境證供。張凱傑攝

基於道德操守和尊重先人,她指一般不建議將拍攝死者的樣貌再放上網,但很明白「當大家不信任當權者時,很想透過自己做一些紀錄,在自己能力範圍內保存一啲嘢,不希望再有不公義的事發生。」但她提醒,不要因為自己出現在現場,而留低不相關的痕跡,污染現場脆弱的環境證供,又或令本身的線索被帶走,因此要避免不必要接觸,保持一定距離。

即使影相,最終都是希望可用作呈堂證供,就必須注意相片不可起格,也不可以手機影手機的「翻攝」,因為都會影響被法庭接納的可能性。在一些嚴重傷勢當中,需要有比例尺,簡單手到拿來的可以是有特定大小的卡片和手機等,對傷者、死者和家屬都有一定幫助。

不過,她強調自己不是體制內的人,上述建議只屬參考。在本港,若要當上衛生署轄下的法醫,必須具有醫科背景;若要當上法證,就要取得博士資歷。她還是嚮往自由身,工作以外國的研究項目為主,曾在東帝汶法證科擔任法醫人類學家及顧問,處理無人認領的人體殘骸,也到過波蘭進行生物考古學等挖掘工作。

中大理大傷痕 見戰爭罪行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她到非洲索馬里蘭調查戰爭罪行。2019年,香港爆發史無前例的反送中運動,卻讓她看見一些戰爭罪行的影子。根據保安局上周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書面答覆,截至今年2月29日,警方在處理大型騷亂一共使用16,191粒催淚彈、1,880粒海綿彈、10,100粒橡膠子彈、2,033粒布袋彈、1,491樽胡椒噴劑、107樽催淚水劑、約40樽胡椒球,還有19發實彈。

她指出,如果單看衝突的幅度和頻密程度,單是中大二號橋和理大圍城一役,對於戰爭罪行的研究來說,其實已經有類似的地方。因為國際間公認,即使是戰爭,一般都不會攻打任何學校、醫療、民居,任何掛起「十字」醫護標誌的地方,以至醫護人員都不應受到攻擊,但從多個衝突中卻看到醫護人員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和逮捕,也因如此,中大和理大事件受到外國關注。

戰爭罪行出現的對抗兩者,一般都是政權和手無寸鐵的民眾。她說,即使本港爆發的衝突與戰爭很類似,但都不可界定為戰爭罪行,因為任何由政府政策衍生的示威運動,整件事都不可定性為戰爭罪行。因此不少人權組織等也只可旁敲側擊,讓國際關注本港的警暴問題。她坦言,國際間啟動調查戰爭罪行,背後當然牽涉政治目的,但不忘的是,傷亡當中的人道精神和價值。

警方自2019年11月17日起重重包圍理大13日,當晚拘捕多名反光衣寫有醫護人員的人,他們被反手戴上手扣,引起國際關注。資料圖片

除了外地工作,她也在本港擔當顧問角色,不少家屬找她諮詢意見,畢竟懂得處理非自然死亡個案的人並不多。在警民之間缺乏互信,「被自殺」疑雲瀰漫整個社會下,她與遺體修復師伍桂麟等不同專業界別,去年底推出「逝去同行計劃」,幫助如自殺、刑事案死者、因病或意外突然離世等非自然死亡者的家屬,渡過難關。計劃提供殯儀諮詢、情緒、法證、遺體修復、遺物處理等支援,而她的專長就會為家屬尋求法醫監察和解釋法醫報告。

雖然還有法醫這一步,但始終都有個案是無論用任何方法,也找不到兇手或死因,永遠「死因成疑」。作為經常接觸屍體和骸骨的行業,她坦言其實都會感到於心有愧,但相信法醫和法證「都會有些個案特別記著心內,等機會再重新將這個難題解開。」她指出,外國有些部門專門跟進囤積的懸案,當找到新線索、出現新的鑑證技術時,或可幫助他們找到未發現的線索,「現在找不到,不代表以後找不到」。




請加入成為眾新聞的月費訂戶,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有訂戶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每周時事」通訊 。

月費訂戶網址:hkcnews.com/aboutus/#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