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尚未過去，政治風暴已經來臨。周一，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聲明，抨擊郭榮鏗等泛民議員拖延立法會內會選舉主席，指責郭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違反誓言，兩辦又發聲明肯定法院上訴庭改判政府禁蒙面法的上訴得直。兩辦破天荒公然指導特區立法會及法院運作，引起中央政府所屬部門干預特區自治事務的質疑，兩辦對此回應稱，兩辦不是《基本法》22條下的中央各部門，有權代表中央監督《基本法》如何在港實施，這說法打破了過去多年政府文件描述兩辦身分及職能的界線。周六（18日）早上，警隊出動過百警務人員，同時在港九新界各處登門拘捕十五名泛民領袖，包括李柱銘、吳靄儀、黎智英等，指他們去年8月和10月涉及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這次大搜捕即時成了國際要聞，多位歐美政壇資深人物表示關注，質疑北京正在摧毀一國兩制。
從政治角度分析這次兩辦聯手發聲明事件，可以得出如下的觀察：
（1）這是夏寶龍接任港澳辦主任、駱惠寧接任中聯辦主任後首個精心部署的政治大動作，反映北京在去年11月香港區議會選舉建制大敗後，非但沒有修訂原來的強硬對港政策，採取懷柔政策紓緩矛盾，反而變本加厲，打破政治禁忌，由兩辦站到前台，公然指導特區立法會及法院該如何運作，藉此實現北京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樣做必然激起更多矛盾及抗爭，但夏和駱毫不顧忌，駱在日前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的活動上發表視頻演講說：「香港全社會都應該行動起來，營造有利於與各種危害香港安定和國家安全的行為作鬥爭的社會輿論環境，反對攬炒。」這番話突顯了兩辦新領導者體會的中央對港政策方針，就是敢於與各種中央視為威脅的勢力鬥爭，政治鬥爭是主旋律，這和近年中國外交人員紛紛換上戰鬥風格，推行所謂戰狼式外交，可說如出一轍。
（2）這是建制派預備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動員令、集結號。現在距離立法會選舉只有四個多月，建制派人物都在爭奪有限的候選人位置，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經民聯和幾個中聯辦嫡系都想出線，還有較邊緣的自由黨，兩辦聲明出來，敲定了選舉路線，就是與泛民堅決鬥爭，捍衛中央對港政治操控大權，建制派議員爭相快速表態支持，立場不夠強硬堅定的就被比下去，在中聯辦幕後協調出選名單中失利，這是以政治忠誠、聽話、敢鬥作為揀卒的標準，為區選大敗後的建制陣營重整隊形。
（3）這是北京為防立法會選舉失利而部署的DQ泛民殺著。兩辦聲明指責郭榮鏗主持內會選主席拉布用語極其嚴厲，說他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違反誓言，前者可以由律政司作出刑事檢控，後者可構成取消議員資格的理由。郭榮鏗確有配合泛民議員拉布，令立法會歷時半年仍未能選出內會主席，但立法會內會只負責協議議程，立法會大會和財委會才是立法及審批撥款的實權單位，內會停擺半年根本沒有引起公眾關注，而且郭榮鏗是法律界代表，熟悉議事規則，即使拉布也是在議事規則容許的範圍內，立法會法律顧問也沒有異議，在這樣的情況下，把郭榮鏗主持會議遲遲未能選出主席，指控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違反誓言，明顯是上綱上線，作用顯然是為了對付郭榮鏗，如今立法會會期快結束，建制派既不夠時間也不夠三分二多數票，對郭啟動凟職解除資格程序，也來不及修改議事規則，高調指控郭的實際作用就是他再度參選立法會時，以違反誓言為由取消他的參選資格，同一殺著也可以用來對付其他積極參與拉布的泛民議員，防止泛民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
（4）這是中央今後一段時期以統一領導強勢處理香港事務的新形態。長期以來，港澳辦和中聯辦是平起平坐的機構，不時互相牽制，在制訂對港政策上常有不同意見，只有在中央港澳協調小組定下了重大政策後，才聯手推行，推行手法也不盡相同，今年初北京重組兩辦架構，由副國級夏寶龍出任港澳辦主任，曾任兩省省委書記的駱惠寧調任中聯辦主任，兼港澳辦副主任，這就為兩辦分出了高下從屬關係，獲習近平信任和提拔的夏寶龍領導駱惠寧，形成了中央對港澳事務有了統一領導，領導者必要時還可繞過協調小組直達習近平，這就具備了強勢領導的條件，這次兩辦聲明的各種發布及展示安排，顯示是以港澳辦聲明為主，中聯辦緊緊跟隨，這種作風預示了未來將有更多主動的、高調的政治動作。
（5）這是中央打破不公開干涉特區自治事務慣例、重新詮釋《基本法》的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新開始。《基本法》第22條第一款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為規管對象，第二、三款開首類同，都是以「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為規管對象，規管內容方面，第一款說「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第二款說在港設立機構須徵得特區政府同意並報請中央批准，第三款說在港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須遵守香港法律。這一條是中央與特區權力分界的重要條文，也是回歸22年來約束中央部委或各省市機構介入香港自治事務的依據，是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的基石，特區立法會如何選內會主席，特區法院如何在示威者蒙面與警員執法之間求取平衡，毫無疑問是特區自治事務，不涉國防、外交或其他屬中央政府管理事務（如委任主要官員、批准內地居民來港），中央政府就算有意見，過去也只能打擦邊球，由一些親北京的內地法律學者（俗稱護法）通過中方喉舌媒體發聲，對香港政壇施加間接影響，港澳辦和中聯辦不會公然表態指點具體施政事務，會由領導人在特首述職時對著香港傳媒作一些大方向的提示。如今，兩辦公然就具體議會內部運作及法庭尚未終審個案指點江山，明顯是超越了過去第22條定下的界線，當外界提出質疑時，兩辦的辯解竟然是，港澳辦和中聯辦不是第22條說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而是專門代表中央監督基本法在港實施的部門，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經此重新詮釋，兩辦今後不再受制於第22條，可以就任何特區自治事務，假監督基本法正確實施或維護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代表中央政府作具細無遺的表態，在這項新詮釋下，特區的高度自治還剩下多少空間？這個新詮釋（兩辦不屬22條界定的中央各部門」，違反了特區政府過去在議會公布的白紙黑字的理解，就連周六黃昏的政府新聞稿也繼續指兩辦是22條下設立機構，到深夜才再發稿撤回這一句，可見特區公務員對這個新詮釋是何等陌生。
（6）這是中央就香港問題清除外國影響力的外交部署。兩辦聲明發表後，不單本地輿論嘩然，許多外國政要也相繼發聲，外交部發言人早有準備，迅速作出強硬反擊，措辭強烈地指責外國干預香港內政，在十多位泛民領袖被捕引發外國政要關注時， 外交部再次迅速反擊，強烈指責外國干預香港，這些對外的發言，結合兩辦對內的發言，可以看見一個完整的套路，就是香港問題只容許中央政府發言，中央機構發言指導特區如何施政，不是干預，是關心，是監督，是履責盡職，是應有之義，外國政府或政治人物發言，就是干預，是越權，是不懷好意，要強烈譴責。這個套路反映，中央不再歡迎國際社會監察香港如何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再視藉香港促進國際合作、保障國際利益為管治香港的重要考慮，今後會把一切反對勢力打為勾結外國，動用各種手段來對付肅清，即使因此招致國際反彈、報復、制裁，也在所不惜。換言之，香港已經成為了中國與西方政治鬥爭中的棋子與戰場。
接著說泛民領袖集體被捕，這件事的政治影響非同小可。首先，這是一次事先周密部署的、蓄意高調的執法行動，同一天早上登門拘捕十多位知名度極高的泛民政治領袖，而涉及的違法事項是六至八個月前未經警方批准的數次和平遊行集會，沒有任何迫切需要清晨登門拉人，可以預約調查和拘捕，幾次事件也可以分開處理，沒必要集中一起行動，之所以這樣做，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要營造一幕泛民領袖集體被捕的政治騷，向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展示，中央既定的「止暴制亂」政策不會因為肺炎疫情中止，會繼續對去年下半年爆發的多場反政府示威進行清算。
其二，中央和特區政府對這次拘捕引發的本地政治反響，已作了充分的計算和準備。任何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樣子拘捕上了年紀的民主派元老，會觸怒泛民選民，會令中間游離選民反感，只能討核心建制選民喜悅，對於九月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翻盤不利，但仍然這樣做，反映建制派的選戰部署並非以爭取中間游離選民為重心，而是以派錢收買基層，鼓勵移居內地養老的港人返港投票（政制事務局修訂了投票站安排讓長者免排隊優先投票），輔以大規模DQ泛民候選人，以及封阻泛民在功能團體選舉搶灘（勞福局以人手不足為由放慢新增工會登記），就算分區直選無法扭轉泛民佔過半選票局面，藉比例代表制也可保住近半數直選議席，加上功能團體保住大部分席位，就能粉碎泛民奪過半議席（35席以上）的計劃。換言之，拘捕行動反映的是以打壓、封堵、剔除資格為重心的選舉戰略，爭取民心民意並非重點，可能因為知道民意已無法回轉。
其三，中央和特區政府對這次拘捕引發的國際政治反響，已作了充分的計算和準備。任何有政治常識的人知道，同日拘捕李柱銘、吳靄儀、黎智英等國際知名的民主派領袖，必然會令歐美民主國家不滿和擔憂，會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扣分，甚至質疑應否繼續給予香港有別於內地的特殊待遇，美國國務院即將發表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通過後首份評核報告，月前多名建制派議員前赴華盛頓，游說美國政府及國會延續對港待遇，同期赴美游說要求制裁施壓的，正包括今次被捕的泛民領袖，香港把他們悉數拘捕，等如邀請美國作出強硬反應，制裁香港措施出台的風險大增，北京不可能不知道箇中利弊，仍然同意香港警方如此做，顯然是不把國際制裁放在眼裏，或者看準西方國家口說支持民主實際是追求經濟利益，對香港所謂制裁不會動真格，現階段鎮壓香港反對運動、鞏固對港政治控制更為重要，國際輿論可以放在一旁，斥之為西方圍堵中國陰謀下的反華大合唱，發動民族主義情緒逐一還擊即可抗衡。
無論如何，經此一役後，特區政府與泛民陣營之間，已不再有任何溝通、磋商的空間，不單激進泛民或本土派視政府為仇人，就連傳統溫和泛民也敵愾同仇，眼見最溫和理性和有中國心、支持回歸的元老逐一被捕，溫和泛民只能站到勇武抗爭那邊，更堅持和勇不分地與建制力量對抗。換言之，這次大搜捕促進了泛民陣營的內部團結，本來泛民在協調選舉參選名單上舉步為艱，經此一役消弭了和勇分歧，再次成為緊密盟友，因為有了共同的目標，就是贏得議會話事權制衡警察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