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聞

【旺角暴動案】梁天琦刑期上訴失敗 官多次引「雙學三子」案例:「為勢所逼」非求情或輕判理由


 

2016年的年初二旺角衝突(又稱「魚蛋革命」),時任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前年被裁定一項亞皆老街暴動罪成,連同開案前承認襲警罪,被判囚6年。梁天琦去年9月放棄就定罪上訴,僅就刑期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頒下裁決,駁回上訴。

梁天琦的代表律師,是有「刑事天王」之稱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駱提出了六項上訴理據,包括應考慮犯案動機及原因,而梁的本意是保護本土文化。但上訴庭在判詞中,提及犯案者理念的部分,引述黃之鋒案上訴庭的判詞指出:「犯案者也不能以『為勢所逼』為藉口而使用暴力,所謂『為勢所逼』並不構成求情或輕判的理由。若是接受這兩類的藉口為求情或輕判的理由,人們只要自以為是便可肆意行事,因為他們最多只需要承擔很輕微甚至是對他們來說微不足道的法律後果;這樣,公共秩序便很容易崩潰。」

這份長達49頁的判詞,9度引用黃之鋒案(2014年雙學三子衝入公民廣場)上訴庭終審庭判詞,闡述暴動罪的判刑原則,例如判刑須具阻嚇性、自認為多麼高尚的犯罪動機或原因,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輕判理由。去年2月,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從終審法院步出,黃之鋒形容裁決是「糖衣包裝」的嚴厲判決。終院判詞指,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不會被寬容的,法庭有充分理由將來可以判即時監禁 。雙學三子被控的是非法集結,而在《公安條例》19條定義下,非法集結是構成暴動罪的元素。

梁天琦(穿深藍色西裝外套)2018年1月開始服刑。美聯社圖片

裁決結果宣布後,梁天琦Facebook貼文寫道:「我們仍由衷感謝大家,有賴各位熱心捐助,天琦方有機會提出上訴。你們展現的關心與厚愛,讓他感到溫暖。天琦的家人藉此向每位愛護他的朋友道謝,並向法律團隊致以最真摯的謝意。全因各位的支持,以及法律團隊敬業的付出,方能捱過上訴期間這段艱難時間。」

梁天琦昨日沒有出庭,由律師代表領取判詞;同案被告盧建民、黃家駒有出庭。梁天琦於2018年1月承認一項襲警罪後被即時還柙,至今服刑已2年3個月。今上訴遭駁回,刑期不變,料表現良好扣減三分一刑期,將於2022年1月出獄。同案被告盧建民(判囚7年)就定罪及刑期提上訴、黃家駒(判囚3年半)就刑期據上訴,二人的上訴許可均不獲批准。代表盧建民的大律師劉偉聰表示,將就刑期及定罪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相關文章:盧建民維持原判囚7年 官拒接納另一旺角暴動案例為上訴理由

案件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朱芬齡和彭偉昌審理。潘兆初1993年獲委任為裁判官,2006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去年5月獲委任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官過往曾處理多宗具爭議案件,包括2017年上述的「雙學三子」案,改判三人入獄6至8個月;早前裁定政府透過《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部分上訴得直。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

三名申請人都就刑期提出上訴,上訴庭先闡釋暴動罪判刑的一般原則。判詞先指出,上訴庭早前處理的兩宗同樣涉旺角衝突的刑期上訴,引述當中討論到的判刑原則,例如2018年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在楊家倫案說:「本庭必須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是和平和安寧的社區,絕不容許本案所出現的無故及嚴重的暴力行為……」另一案例是去年Tang Ho-yin案,案中指不接納醫療狀況為減刑理由。

上訴庭又指,判刑須具阻嚇性,以反映法律對維護公共秩序的決心,並引用終審法院在黃之鋒案的判詞寫道:「因應香港現今的社會情況,包括涉及暴力的示威有增加的趨勢,法庭有需要對涉及暴力非法集結罪行處以具阻嚇性及懲罰性的判刑。」

論及犯案者的理念,上訴庭引述該庭(上訴庭)審理黃之鋒案時指,在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的案件,犯案者的理念並非求情理由:「……法庭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是暴力的程度,還有公眾安寧被破壞的程度:參考Caird案,上訴法庭Sachs法官的判詞第506頁。這判刑原則背後的理念是,在一個奉行法治的文明社會,必定有其他合法方法或渠道,讓人們採用來提倡他們的主張或訴求;是故他們不能以提倡他們持守的主張或訴求為藉口,而非法使用暴力。」Caird案是英國案例,示威者涉及縱火及向警察投擲燃燒物品。

上訴庭在黃之鋒案的判詞續指出:「同理,犯案者也不能以『為勢所逼』為藉口而使用暴力,所謂『為勢所逼』並不構成求情或輕判的理由。若是接受這兩類的藉口為求情或輕判的理由,人們只要自以為是便可肆意行事,因為他們最多只需要承擔很輕微甚至是對他們來說微不足道的法律後果;這樣,公共秩序便很容易崩潰。」

2016年年初二凌晨,旺角爆發警民衝突。美聯社圖片

上訴庭多次引「雙學三子」案判詞,但同時認為,其他案件判刑的指導性作用不大,引楊家倫案判詞指:「因為每宗暴動罪行所涉及的背景和案情都有差異,要視乎每宗案件而定,所以其他案件判刑的指導性作用不大;法庭在判刑時必須引用適當的判刑原則,並根據個別案件的實際情況,處以適當的判刑。」

上訴庭按黃之鋒案、楊家倫案、Tang Ho-yin案,定下12項暴動判刑原則:

(1)       暴動是即場突然發生,還是預先計劃的,若是後者,計劃周詳及精密的程度為何;
(2)       參與暴動人數多少;
(3)       暴動者所使用暴力的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若有的話,是甚麼武器和數量;
(4)       暴動的規模,包括發生暴動的時間、所在之處、地點數目及範圍;
(5)       暴動歷時多久,包括暴動有否拖長;是否經警方或其他公職人員重複警告後仍然進行;
(6)       暴動所造成的傷害:例如有否對財物造成任何損失或破壞,若有的話,其程度為何;是否有人受傷,及若有的話,傷者人數及傷勢為何;
(7)       暴動造成之威脅的嚴重性及逼近程度為何;
(8)       暴動對公眾造成滋擾的性質和程度;
(9)       暴動對社群關係的影響;
(10)     暴動對公共開支造成的負擔;
(11)     犯案者的角色及參與程度,如除自己有參與暴動外,有否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暴動;以及
(12)     犯案者在暴動發生期間,有沒有干犯其他罪行。

上訴庭續指:「毫無疑問,根據本案的證據,包括本庭在聆訊時看過的部分呈堂錄影片段,各申請人涉及的暴動罪行極其嚴重。」

代表梁天琦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資料圖片

28歲的梁天琦,在原審時被裁定一項在旺角亞皆老街的暴動罪成,並承認一項襲警罪,判囚6年,其代表律師、 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提出了六項上訴理由,包括:(1)原審法官判刑時考慮到梁天琦在砵蘭街出現及知悉事件演進,認為梁一直準備參與砵蘭街暴動,因而加刑,原則上出錯;(2) 交通警出現於亞皆老街引起衝突,是梁天琦意料之外,沒有預謀,而群眾戴上口罩、眼罩、頭盔及盔甲,屬自我保護或防止被認出之用,不能視作武器,不應論斷暴動早有計劃;(3)不應視快富街縱火事件為梁天琦的刑責;(4)原審法官錯誤理解案例,認為個人行為對判刑沒有影響,將暴動最嚴重情節套用在梁,屬量刑錯誤;(5)判刑時須考慮被告人的犯案動機及原因,縱使給予比重不高,而梁天琦的本意是保護本土文化,而非因為對某一群組有偏見或憤怒;(6)楊家倫案涉縱火,量刑起點是監禁5年、Tang Ho yin案涉向警察擲磚,量刑起點是監禁4年半,相比之下,本案監禁6年嚴重過重。

上訴庭表示不能接受(1)、(2)、(4)至(6)項上訴理由。上訴庭認為:「發生在亞皆老街的暴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較早前在砵蘭街暴動的延續。從暴動開始,參與者便是以在場執法的警員為襲擊目標。他們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預謀犯案。警方之前把暴動者驅散離開砵蘭街到附近地方,而部分參與亞皆老街暴動者的裝束和裝備與早前在砵蘭街參與暴動者一樣或相似,合理的推論必然是這些人較早前曾參與在砵蘭街的暴動。他們先前有預謀犯案,其後繼續在亞皆老街集結,參與暴動,襲擊在場執法的警員。」上訴庭指,在此情況下,原審法官說他們有預謀犯案,是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也是合理的說法。

「第一申請人(梁天琦)既在亞皆老街參與暴動並向警員施襲,便不能辯稱警員的出現和之後的衝突是在他預計之外;相反,合理的推論必然是,他當時應能預計到在場參與暴動者有可能會對前來執法的警員施襲。再者,亦不能說第一申請人因砵蘭街暴動發生時在場而被加刑⋯⋯只是他干犯控罪四(亞皆老街暴動罪)的事實背景(factual context)。」

「第一申請人受所持理念促使犯案在法律上並非有力的求情理由。而事實上,即使第一申請人本意是保護本土文化,他參與的暴動及他的暴力行為亦與所持理念不成比例,不能成為干犯控罪四,及對警員無故施以嚴重暴力的減輕刑責理由。」

「法庭主要考慮的是第一申請人在案中的刑責,其他本地或外國案例判刑的指導性不大。」

至於第(3)項理由,上訴庭鋪陳原審控方的控罪基礎及原審法官所總結的控方案情,認為控方並沒有將縱火事件納入梁天琦所涉的亞皆老街暴動。最後,上訴庭表示:「以亞皆老街暴動的情況,包括集結群眾在沒有對峙的情況下,無故從後襲擊沒有防暴裝備的警員,及使用暴力的嚴重程度,6年作為控罪四的量刑起點不可以說是明顯過重,以致本庭應該干預。」




請加入成為眾新聞的月費訂戶,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有訂戶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每周時事」通訊 。

月費訂戶網址:hkcnews.com/aboutus/#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