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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之光】攝記蕭文超獲普立茲獎:我們還未得到甚麼 卻已失去很多


 

32歲的蕭文超是路透社攝影記者,他與路透社團隊拍攝反修例示威現場的系列照片,奪得今年普立茲獎突發新聞攝影獎,是首次有香港人拍攝香港新聞照片奪得這項國際新聞界殿堂級殊榮。20張獲獎相片中,有7張是出自蕭文超之手。

蕭文超很記得,去年那個在金鐘太古廣場上的黃色雨衣身影、那些隨時間而升級的示威者裝備、晚上發惡夢揮之不去的陣陣槍聲。他拍過的每一張照片,至今印象都很深刻。他說,作為香港人身處在漩渦當中,獲普立茲獎後短暫快樂過,之後便醒起:「未得喎,香港這個示威,我們還沒得到任何結果,但過程中卻失去很多。」

去年6月至11月,蕭文超未放過假,一方面協助外國同事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穿梭,一方面在槍林彈雨中閃躲。在疲於奔命的數個月後,有一刻,他很厭惡自己拍過的照片,對那些重複的畫面提不起勁。對蕭文超來說,作為一名專業攝影記者之前,首先,他是一個香港人。

在過去15年的攝影記者生涯中,蕭文超好像漸漸學會如何旁觀他人的痛苦。

年紀尚輕的蕭文超,蓄了一把羊咩鬚。他說:「拿起相機本身可以是十分抽離的過程,你拍下的畫面就是現實,我們可以改變的是角度和走位判斷。」周滿鏗攝

蕭文超是土生土長香港人,2005年加入報館工作,2009年加入路透社,曾駐台工作三年,拍攝過2014年雨傘運動、去年的反修例風波。

路透社反修例示威系列20張獲普立茲獎的照片中,蕭文超印象最深刻的,是示威者去年7月1日進入立法會,以及11月12日中大二號橋的相片。他有感畫面帶出了香港重要的轉變,「立法會是一個好歷史性的時刻,你沒想過有人走進立法會,沒想過他們在立法會進行他們的政治表態,我會覺得,這個是歷史的一刻。這張照片是最好嗎?我相信一定有行家的角度比我更好,但我會覺得這個部分、這個時刻是香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堂而皇之走進議事廳,用他們的辦法去表達他們的不滿。」

蕭文超拍攝示威者去年7月1日進入立法會,鏡頭帶出了香港重要的轉變。路透社圖片

蕭文超也很記得一張煙霧瀰漫的相片,是去年11月12日中大二號橋一戰,示威者在催淚煙中。他憶起,鏡頭背後有人穿著拖鞋應是宿生;有人在路邊趕製汽油彈;每分鐘都有人受傷被抬走。眼前模糊的片刻,蕭文超按下快門,「那天晚上見到有很多衝突的畫面,但這張相片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不是最激烈、不是打鬥,但你會見到周圍都是催淚彈的煙,同時間你見到每個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有人在舉傘、另一人可能在休息、可能有人受傷被抬走、有人準備上前線。相片雖然攝於中大,卻可以是任何一個地方。」

去年11月12日拍攝這張照片時,蕭文超看到的,是中大示威者在煙霧中的各種舉動。路透社圖片

去年反修例運動,路透社一共派出超過28名攝記在港採訪,蕭文超作為唯一的香港人,負責擔任外國同事們的「盲公竹」,照顧並提醒他們要注意的地方。高峰時,他同時要兼顧四至五位同事的工作安排,額外付出工餘和休息時間,有時更加要放棄拍攝重要的瞬間,「我會不斷打電話,問不同行家:『喂,發生緊咩事?你知唔知你個度點啊?會唔會有事發生?』然後不斷看直播。同事有時看到直播但不知在何處,但我們一看便知道,『咦,荃灣某條街』 。」

蕭文超2019年8月25日拍攝反修例示威者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時,使用彈弓投擲磚塊。路透社圖片

過去大半年,他既是攝記,也是外國記者的「Fixer」(助手),「我6月至11月無放過假,我作為香港人,要安排他們去哪裡,解釋正在發生甚麼事,例如示威早期各區都有事發生,要幫忙編排採訪。同事十分需要本地人協助,他們做慣大型衝突,以往經驗是有明確目標,例如今天要去一個廣場、去一個政府建築物。但香港今次不是這樣,抗爭有自己特色,變化很大,這種Be Water是世界罕見,所以我那半年都給同事這樣解釋。 」

有次,蕭文超為了照顧受傷的同事而中過橡膠子彈,「我的同事在中大中了橡膠子彈,我扶他走,但在離開現場的時候我被射中,其實那晚只要你不是蹲下就很大機會被射中,因為當時的射程其實是直線的,很容易中彈。」他淡然形容,那時的環境氣氛十分緊張,根本沒空閒去擔心受傷或驚慌,只希望以最快速度將相片傳回公司。

蕭文超2019年11月12日拍攝,一名示威者在中文大學遭到防暴警察的追捕。路透社圖片

蕭文超事後回看其他攝記的照片,發現原來自己錯過了不少場面,但他明白團隊合作較個人得失更重要, 「照顧同事一定要做,因為他沒有了你,就像沒有『盲公竹』,甚麼都做不了。當外國人去到陌生的地方,發生一些騷亂或示威,他們一定比我更徬徨,就算你去到外地,都希望有人提醒你如何做。」 

蕭文超2019年9月2日拍攝,一名女子在旺角警署外被防暴警察按在地上拘捕。路透社圖片

縱然錯過不少決定性的瞬間,但獲普立茲獎系列照片中的20張,有7張是出自蕭文超,他相信,因他有「香港人」的身份與視覺,以及他的拍攝時間最長。那麼,他身為香港人,必然較其他人對運動本身有更多的情緒牽動,他又如何能夠從工作中抽離?

蕭文超說:「我們的相機很簡單,不會說任何謊言,拿起相機本身可以是十分抽離的過程,你拍下的畫面就是現實,我們可以改變的因素是角度和走位判斷。作為一個攝影記者,會花很多精神令到相片變得更好,如何更完整去報道。這個過程中你已經沒時間去思考你的立場,反而是當下班、放假,你就會回想起。」

「我發夢的時候會見到警察、見到警暴的惡夢,會聽到橡膠子彈的聲音,好像在你耳邊飛過,我記得理工大學事件之後放大假,完全甚麼都做不了,好想甚麼都不做,更多的是無力感,因為你已經累到......好像幾個月來,終於放下一些事,啊,我要休息,甚麼都不理。」

「年底回顧,我直情不願意去翻看照片,感覺很厭惡,厭惡那種周而復始的精神壓力。特別是我工作量有點大,我每天都會在前線。」

那時候,蕭文超不斷問自己:我在做甚麼?

蕭文超2019年11月2日拍攝,防暴警察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有食客掩蓋口鼻,有餐廳員工接受義務急救員的治理。路透社圖片

蕭文超決定在理大事件之後,放3周大假,到西班牙加泰隆尼亞旅行放鬆心情,「其實加泰隆尼亞情況跟香港有少少類似,不如去看看,但那時沒有示威,是relax的。」他認為,與其被情緒拉扯牽動,不如選擇以幽默應對悲劇。

他記得有次在理大校園的天台,一眾行家說笑道,如果去新屋嶺的話會吃甚麼、如果被捕會做甚麼。有位美國記者好奇問:「為何你們經常都很開朗?不斷地說笑?」蕭文超回答:「我們在面對如此差的世界,除了幽默,還有甚麼辦法可以紓解我們的壓力呢?如果你永遠保持嚴肅的心態去工作,其實你很難去面對情緒的傷害,你知道自己如果十分投入參與事情中,你必然無法成功地抽離中立這回事。這樣,漸漸變成我們的習慣:冷眼旁觀。」

但再專業的記者,放下相機,也是一個人,蕭文超很記得,獲悉得普立茲獎的那夜凌晨,他興奮得無法入睡,「很開心,不知道可以說甚麼、做甚麼,有很多恭喜的訊息要回覆。」興奮過後,他開始冷靜下來,回想過去大半年的種種經歷,醒過來有感這個獎項,其實是築於香港人的付出之上:

作為一個香港人,其實情緒的牽動必然比外國同事多,他們不用擔心這個社會、香港人發生甚麼事,但你必然身處其中,我過往去過其他地方,例如孟加拉的緬甸難民,你會知道甚麼時候回家,有一張回程機票,就算那個難民營有多差,有多惡劣,對於你來說,都知道有完結的一天;但對於本地人來說,這是不會完結的。我獲獎開心過後就會想:未得喎,香港這個示威,我們還沒得到任何結果,但過程中卻失去很多。
蕭文超2019年11月2日拍攝,示威者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一名男子謹慎地離開眼鏡店。路透社圖片

蕭文超說,一系列20張獲獎照片,均由路透社編輯部揀選,每間媒體只能選一份作品參賽一個組別。他說,去年有智利示威衝突、東南亞風災、澳洲山火等事件,香港反修例系列能夠登上國際關注舞台並且獲獎,他指,當中有幸運成份,但很希望這個獎可以帶來國際關注。

這是蕭文超作為一個專業記者所想,也是作為香港人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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