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全球新聞界殿堂級殊榮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路透社攝影記者、香港人蕭文超，入行近15年，由本地細報館做到通訊社，曾是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他眼見新聞行業的興衰，以前攝記或許只是新聞報道中低調的byline，現在他感恩，攝記的知名度和曝光率提高，令更多人尊重這個行業。
近期公民記者數量急增，有人提出政府要發牌規管記者，蕭文超表明反對，認為示威現場有不同的公民媒體，能夠彌補主流傳媒無法覆蓋的採訪角度。記者一旦被加以更多規管，他憂慮採訪自由會被嚴重打壓，而拍攝與發表的自由，正正是與新聞自由唇亡齒寒的關係。紅線原來一直存在，他曾努力爭取放寬過，不希望再見到被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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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文超2005年中五畢業後，報讀觀塘職業訓練中心的攝影課程，畢業後試過在影樓做攝影助理，但更喜歡到處走動，於是加入《新報》工作，展開攝記生涯。傳媒行業工時長待遇不好，蕭文超一開始月薪只得6500元，微薄的收入基本上令他無法儲錢，「喂，點生活啊？」
除了收入低，工作模式也令他萌生放棄的念頭，暗自慨嘆香港沒有國際大新聞，非長年有戰爭的地方，有感香港攝記發揮空間不大，「每日影唔同的記者會，去影『細圍』古仔（指只有幾間媒體做的採訪）。《新報》係一間好細的公司，我嗰時每日平均做七、八單嘢，可能我去每個地方影一個headshot，一個wideshot就走，你好似一個工匠，每日只係換唔同地方，做同一樣的事。我問自己，係咪一世都要做呢啲嘢？」
直到2007年，蕭文超決定「裸辭」離開《新報》，有兩至三個月時間他未有找工作，當時碰巧《成報》有職位空缺，有行家問他會否想重投新聞行業，他答應了，「如果我當時無答應佢，可能已經轉咗行。」在《成報》工作了兩年，再有行家賞識他的相片，邀請他到路透社擔任自由身工作者，做了一段時間轉為正式員工。
去年，蕭文超在香港的大時代，與路透社團隊奪得普立茲獎突發新聞攝影獎這項新聞界殿堂級殊榮，他亦獲選為路透社的年度攝影師。
回想從細報館到通訊社工作，蕭文超坦言，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模式更容易在新聞行業安身立命，「通訊社嚴格來說，可以是無老細的公司，我的老細可能在北京，在新加坡，其實無乜人會知你做緊咩，但由你去決定嗰啲嘢做唔做，俾多啲時間你去搵想做的故事，對於我來說係比較合適。」
2013年是蕭文超忙碌的一年，他報讀了中大的文化研究碩士，多了時間思考，感受到攝記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不高，「在比較平靜的時候，其實無咩人會記得攝記做的事，好多時都會覺得攝記只是報紙上的byline，你唔會知道他背後是個怎樣的人。」
蕭文超於是決定與年輕攝記組莊，參選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會，他擔任主席，冀為攝記協注入更多年輕動力，「你會知道外國點樣將攝記包裝，譬如一個好出名的攝記，你會識得佢，知道佢係咩人。我哋有個諗法，就係希望令到攝記增加曝光。」蕭文超當主席的一年，攝記協出版了總共五期的《前線》季刊，邀請不同攝記撰寫Photo Essay，並有外國攝記的分享等。
那時候，蕭文超希望攝記協的立場可以更強硬，捍衛行業的權益，就不同新聞自由議題發聲。
蕭文超打量一下記者，說：「你可能仲後生，嗰時攝記仲係比較低調的一班人，無咁多渠道表達自己，無咁多示威，網絡無咁發達，唔係每一個都睇過你啲相。」那時候，做攝記的辛酸無人知曉，「而家你見到攝記影到好的相，在網絡上會傳得好快，特別係示威過程中，你會見到嗰個人背後的工作，例如你看《立場》會知哪個記者是出名的，你會知道甚麼人影哪張相，之前很少這個情況。」
除了歸功於攝記的專業技巧，或多或少是因為市民大眾對資訊的渴求倍增。過去近一年，警暴問題引起關注，警方多次在現場設置大規模的封鎖線，限制記者採訪自由，甚至令在場記者受傷，相片留下來的是紀錄，也是證據，做過攝記協主席的蕭文超有何感受？
他認為，現時的情況很難與過去直接比較，有好也有壞，「警察對於傳媒的動作，其實源於示威運動，在緊張狀態下的一個反映。我會覺得如果唔係示威，成個轉變會不同，在前線的確見到警察好多粗暴的行動，對於示威者、記者也好，呢個係不爭的事實，但其實係因為示威者動作的程度亦都唔一樣，我會覺得其實未算最差，起碼所謂新媒體仲能夠著黃背心去採訪。」、「當然有好多改善的空間，好似上星期日在旺角，警察要求記者跪低，其實係威嚇、羞辱的感覺。」
蕭文超指，警察與傳媒的關係就如博奕，如2013年預演佔中時，警察會設特定封鎖範圍（俗稱「豬欄」），限制記者在內拍攝，不能自由走動，「那年我哋不斷去爭取，同PPRB開會、投訴，所以先會做到今日，我哋能夠周圍走動，無封鎖線，其實係一個進步。」蕭文超認為，隨著示威的激烈程度，警察的行動會反映其中，傳媒與警察雙方需認真思考互相協調合作的方式，「你可以執行你職務，維持治安，但亦要方便我採訪工作，我不一定要配合你的工作。」
近幾個月，公民記者在示威現場的人數明顯增加，政權和建制派要求設立規管記者和發牌制度，蕭文超反對，指現時不需要「一刀切」的方法，新聞自由與公民記者的定位兩者間取得平衡，社會須先開始討論，長遠而言得出一個共識。「我未試過在外國見到穿黃背心的公民記者，唔止我，好多外國同事都會好驚訝，問我係咩人來，點解會有人影緊嘢，佢哋會覺得你作為參與者想示威的，就應該換咗件衫去示威，你唔係幫一個媒體工作，你亦唔應該去影響其他人工作，呢個係佢哋諗法。而我做過咁多示威，都沒見過咁多記者喺你前後左右出現，有時你會覺得一啲係不專業的存在，在走灰色地帶。」、「但無可否認有其好處，更多事實可以記錄到，例如各區開花都係由網上記者、公民記者影到。」
雖然蕭文超年紀尚輕僅得32歲，但對於投身傳媒工作已經15年的他，眼見今時今日新聞自由程度，感覺到那條紅線正不斷收窄。他記得，2014年攝記協舉辦新聞攝影比賽，邀請了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頒獎禮，作為主席的他上台致辭時說，憂慮香港人有一日不能再悼念六四，林鄭月娥之後在台下跟他說：「咁你又唔使咁悲觀」。當年那句話，今年，可會一語成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