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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最終成功奪權——中聯辦奪權系列(下篇)


「兩辦聲明」違背了《基本法》22條的初衷——中聯辦奪權系列(上篇)

「兩辦聲明」違背了國務院確立中聯辦的初衷──中聯辦奪權系列(中篇)

事實上,新華社的存在會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自己也有這個顧慮。上文提到,魯平曾經對李柱銘說,香港回歸後,新華社就要撤離。所以,在臨近1997時,大概是1995年左右,北京就派了一個小組來香港,研究新華社的廢存問題。小組一個成員約晤筆者詢問意見,我當然表示贊成撤銷新華社,我記得當時提了兩個理由認為應該撤銷新華社:

第一,從歷史上看,新華社多次犯了「極左」錯誤,每次都流露出欲成為香港第二權力中心的意圖(1958年中央對香港工委開展「十大鬥爭」的批評)、甚至奪取港英政權的意圖(1967年發動暴動後中央對工委的批評)【註1】。在港英時代,大陸同香港分屬不同「國家」、中英兩國理論上是對等的主權國家。香港是英國一部分,獲英國政權力量庇護,所以港英政府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止新華社發展成為第二權力中心的企圖。1997年之後香港與大陸同屬「一國」,若果讓新華社繼續存在的話,則特區政府將缺乏一個對等的政權的實力來應對來自新華社「取而代之」的壓力。

第二,從現實看,新華社作為北京的代表機構,縱使中央只賦予它「聯絡」的任務,但由於它是「代表中央」,份量很重,所以在民眾的心目中會不知不覺間產生一個印象這是一個「實權」機構,它說的話是「代表阿爺」的。這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

可惜這個小組在香港期間,受到新華社的「妥善照顧」。如何照顧呢?套用中共官場一句話:「您懂的!」,筆者的朋友展示了手腕上佩戴的「金勞力士」,說是來自新華社的餽贈,小組成員每人一塊,而且還不止此⋯⋯結果這個小組的報告,改變了來港時想做的獨立調查,強調1997後保存新華社的必要性。為了說服北京繼續讓新華社存在,小組的報告列舉了五大原因(筆者憑記憶):

一, 為防止港英在1997年後繼續插手香港事務;
二, 為培植強大的愛國力量以應對將來要進行的普選;
三, 為繼續推動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政治接觸;
四, 為管理、協調大陸在香港數目龐大的國企及中資機構;
五, 為加強、促進香港同內地的各方面的交流。

由於這個報告很突出國家統一和安全(首三點)的原因需要保留新華社,而這恰恰是北京最在意的,所以北京接受了這個報告的建議,決定保留新華社。但是為了保障1997年之後的新華社不會影響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北京作出一個規定:新華社和特區政府之間不能夠有「橫向聯繫」,新華社如果需要同特區政府溝通,必須先報北京,再由北京下達特區政府,反之亦然。所以,當年新華社的朋友對我戲稱:「跑馬地(當時新華社的所在地)同中環(特區政府的所在地)的地理距離僅僅幾公里,但政治距離卻超過4000公里(意指訊息的傳達需要先上北京再落香港)。」

2000年1月,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行掛牌儀式,改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並由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姜恩柱擔任主任。照片來源:BBC中文網
 

2000年新華社正式改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宣讀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的中聯辦五項職責:

一,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二,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三,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
四,處理有關涉台事務;
五,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筆者按:這五項職責同筆者瞭解的當年小組報告提出的五項職責略有不同)

姜恩柱在其回憶錄《大國較量:中歐關係與香港回歸親歷》中,也清楚說明中聯辦的職能。

他還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之間不存在隸屬關係(筆者按:即上文所說的兩者之間沒有橫向聯繫)。中聯辦將一如既往地嚴格按照中央政府的授權履行職責,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不會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很不幸,回歸以來20多年,這個「第二權力中心」果然從幕後走到台前,從影子變成實體。

1997年香港回歸後,在第一個五年裡,雙方相安無事,北京履行其「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中聯辦也相對低調,香港的「高度自治」基本上獲得落實。但從第二個五年開始,北京就開始按捺不住。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包圍中南海,江澤民視之為大忌,在全國範圍予以剿滅。由於「一國兩制」的原因,法輪功在香港是合法註冊的組織,香港政府無法依照北京的意圖取締它,這就引起北京的不滿,於是要求董建華在2002年連任後需要馬上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便可以「依法」取締法輪功。來自北京的立法壓力促使2003年50萬香港市民上街抗議。這一件事為中聯辦從影子變實體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當年北京派出很多人來港調查50萬人示威的原委,調研人員絡繹不絶,出現一個所謂「全黨辦香港」的局面。可惜來港做調研的人,很多都接受中聯辦一個觀點,就是回歸後中央奉行的「井水不犯河水」政策出了大問題,香港不能「放任不管」;今後必須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才能避免這些抗議事件。筆者接觸過不少來港做調研的朋友,發覺他們無一例外地反覆強調中聯辦這個觀點,這就為中聯辦的變身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008年初中聯辦就正式提出要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在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發表文章 〈「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2008年1月29日)。筆者當時就覺得茲事體大,是中聯辦要插手香港管治的先聲,馬上把該文全文附加我的分析用傳真送交立法會的泛民議員,希望他們在立法會提出質詢,要求香港政府向中聯辦澄清什麼叫「第二支管治隊伍」?它的性質、功能、作用是什麼?為什麼認為港府之外還需要另外一支管治隊伍?可惜泛民議員對我提出的建議(在立法會提出質詢)不十分認同,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中聯辦在香港現行憲政框架內沒有插手港府施政的法律機制。我聽了真的啼笑皆非,如果中共是講究法律機制的話,則根本沒有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從此之後,我們就越來越多見到中聯辦插手香港政局的軌跡,而香港的所謂「高度自治」也就越來越遜色。

現在中共索性通過對《基本法》第22條的曲解,正式賦予中聯辦「監督」特區政府的功能。這是繼2008年曹二寶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積極干預特區政治發展之後,更進一步「名正言順」地把香港特區政府置於中聯辦領導之下,成為香港的「太上皇」。從此香港的「高度自治」就名存實亡。

註1:關於中共中央對香港工委這些批判,詳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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