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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1周年】大中華與本土命運共同體 支聯會鄒幸彤:國安法後自我審查危險過組織消亡


「我作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這是為了民主、自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請你們原諒我,我是愛你們的,永遠愛你們。」這是六四死難者吳向東的遺書。

「如果發生甚麼事,我不能平安回家,你們不要難過,因為你們的女兒、孫女是帶著信念離開……即使你們不了解我走上街頭的原因,也希望你們能體諒我的倔強、為我的勇敢驕傲。」這是20歲反送中抗爭者Tina的遺書。

擋坦克和擋子彈;天安門母親和香港媽媽;飛虎隊和家長車;抹黑、鎮壓、清算、逃責……今年六四紀念館與反送中運動扣連在一起,相隔31年的民主運動,那麼遠、這麼近。

支聯會提倡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反送中運動冒起「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呼聲,大中華與本土的角色,民主路上有分歧。但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認為,不論時代和身份,彼此追求自由的心可以共通,「都是想所在的地方好、身邊的人好,想大家過著有尊嚴、有自由的生活。」

今年警方反對支聯會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為31年來六四維園燭光首次熄滅。她說:「香港回歸時,世界曾希望香港帶領中國步向自由和開放。如果燭光一熄,反映這期望是完全落空和相反。」

今年六四紀念館與反送中運動扣連在一起,相隔31年的民主運動,那麼遠、這麼近。張凱傑攝
今年的六四紀念館,擺放了蓋過催淚彈的不鏽鋼碟,留下反送中運動的痕跡。張凱傑攝

感情難接受 風險很真實 關注中國人權漸少

今年的六四紀念館,除了保留八九民運的歷史資料和遺物外,另增設「抗爭Pepe」、「連登豬」、「生命麵包」的擺設、還有蓋過催淚彈的不鏽鋼碟,留下一個又一個反送中運動的痕跡。「我希望做到『跨時代共情』,不論時代的人,都可共通追求自由、理想的心。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當年和現在的後生仔,都是出於相近的心而走出來。」

鄒幸彤希望參觀者從展品擺放的故事,有血有肉地感受到對方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僅僅一個符號,又或歷史書上的幾行字,因為「人性係好基本嘅嘢,可以共通,跨越時代、地點、身份。」

反送中運動以來,她說支聯會的身份有時會感到尷尬,因為支聯會提倡支援中國民主運動,與講求本土的反送中運動,邏輯上難免有少少衝突。但她認為整個社會運動很難只有一個方向,出現不同主張、方向和策略都沒有問題。她坦言,支聯會的內部氣氛比外面想得寬容,無論愛國好、由中國人本位出發、主張人權自由價值也好,彼此都不會排斥,能寬容不同立場的人,在六四和中國維權等大議題上,亦不會有很大分歧。正因如此,今年紀念館內擺放了余杰撰寫的《香港獨立》書籍,連儂牆上也留下「香港獨立」的心聲。

反而今時今日在香港,關注中國人權的人愈來愈少,一來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和中國人的關係,二來風險來得真實,未來能否叫結束一黨專政?出席六四晚會?「如果直接在中國維權,恐懼來得更早,因為國內一直都有國安法。只是在香港,打壓不算嚴重時,都會有人願意冒險。但當打壓愈來愈大時,本來願意在香港冒險的人就愈來愈少。現在的情況其實幾worse,我覺得要現實面對,不能裝扮到很陽光。」

今年紀念館內擺放了余杰撰寫的《香港獨立》書籍。張凱傑攝
連儂牆上也留下「香港獨立」的心聲。張凱傑攝

打壓模式步向內地 抗爭變地下化無組織

「雨傘運動都有很多打壓,但沒有燒到埋身的感覺。」她說當年雨傘運動,國內都有百多二百人走出來支持香港,結果被人拉、被人鎖,當時中港兩地仍可同步,強調兩邊都是抗爭,應要互相支持,聲援國內支持傘運的朋友。但今天最逼切的,是要應付好香港的運動,多於關注國內如何支持香港抗爭,「香港燒到埋身,少咗關注人哋,都是很自然的反應。」

另一個原因是,國內打壓支持香港的聲音也變得厲害,已經不是雨傘運動時,可以行上街拉橫額,基本上「諗都唔使諗」。2015年前,「內地出現公民行動,律師會現身支援,其實跟香港很似,前線被人拉,律師來找你,保釋過程令事件曝光,引起大家關注。」不過2015年後,709大抓捕維權律師,內地的公民聲音「一下子就冧晒」。

香港和內地的分別,是否僅僅在於沒有拘捕律師?鄒幸彤笑著說:「唔知會不會……」

愈難看見內地的抗爭,不代表民眾的聲音從此消失,現在變得低調、轉為地下化、沒有組織帶頭、不想被傳媒報道,她認為香港也步向這條路。被逼地下化,只會愈來愈危險,因為出事都無人知,尤其匿名化,「以前你出事,大概會知因咩事出事、身邊有咩人聯絡到,但現在單靠網上代號,從未見過真人,你只會知道呢個人消失,而找不了對方。」早前有公民討論的網上平台轉載外國消息後,傳出站長被人捉了,但無人知道他是誰,話唔見了就唔見了。可惜「只有咁先做到嘢,如果唔係會即刻被人拉。」

她認為,今天香港的打壓模式,其實是抄中國內地的一套,「用得順暢了,就落嚟繼續用囉」。

她認為今天香港的打壓模式,其實是抄中國內地的一套。張凱傑攝

去年過關被攔 國安法最危險瀰漫白色恐怖 

一場反送中運動,令李卓人、何俊仁、蔡耀昌、梁耀忠等多名支聯會元老級人馬先後被捕。身邊一個個為民主路付出代價,剩下的鄒幸彤有沒有壓力?「如果還想做事,而不是躲在一旁的話,其實在香港已經避免不了(代價),問題在於風險邊界不清晰,而不是怎樣計算行為,如果你要安全,除非你甚麼都不做,這句話不是我說,是國內的朋友說。」

她說:「只能大概評估……就承受囉!不是怕在香港被捕,而是在國內被捕,不過現在也回不了(內地),不用怕了,哈哈哈……」她透露,去年發現無法入境內地,試過兩三次過關時被攔截,但她一貫樂觀地說「不是大不了的事」,因為「我們國內的伙伴一直也承受這些事。香港人的身分已經好好彩,最多掟你回來,但如果在內地做著同樣的事,可能要坐十年牢獄。」 

未有國安法,已經無法北上,出入境受限制。行會成員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更打開口牌,表明「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或違反港區國安法。「結束一黨專政」這一句,支聯會一叫就叫了30多年。

鄒幸彤認為,國安法最危險的地方,不僅用來禁止部分組織,而是令到整個社會瀰漫白色恐怖的氣氛,人人感到自危,每一個人都自我審查自己的行為,這種效果嚴重過單單一兩個組織消亡,每一個人都不敢動,會凍結整個公民社會。即使只是將套法律放在這裡,無需經常使用,亦已經做到效果,一旦恐懼的氛圍劃在心內,就很難消除。

無論「大中華膠」抑或「港獨自決」,在國安法下,支聯會也成「眼中釘」,何去何從?她說,其實預了會有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只是沒有預到是這個時候,「你只能堅持,覺得正確咪去做,煮到埋嚟咪食……」

未來可做甚麼,和香港的前路一樣,她也無法具體說出來。「其實你預咗政權會衰,所以灰不灰心,不是因為當權者做了甚麼,而是自己人做了甚麼,看見希望、信心、勇氣,是身邊的人給你,不是政權給你。」

鄒幸彤透露,去年發現無法入境內地,試過兩三次過關時被攔截。張凱傑攝

支聯會承傳有困難:都唔知咩人會來

元老級被捕,國安法來臨,支聯會要承傳八九六四的歷史和真相,其實很難。她坦言,不太多人願意走入「老餅」組織,加上風險大了,尤其國安法後,支聯會是一個負債人(Liability),「入來搏甚麼?如果要發展政治,可以不用選舉,因為不會吸引到後生,所以在政治上沒甚麼好處。」即使對中國有感情、對中國人權議題有興趣,也未必加入這個組織,因為支聯會高調和敏感,「愈要做嘢,愈要低調」,坦言「都唔知咩人會來!」

六四燭光晚會燃亮起維園30多年,不計台灣,也是中國境內唯一可以悼念六四死難者的大型集會,但今年警方以疫情為由反對支聯會舉行晚會,30年的燭光不再,也為大型悼念活動劃上一個「休止符」。她坦言,無法舉行晚會其實感到遺憾和失望,因為這是一個很強的標誌,訴說香港和內地不同,還有自由和人權談及敏感的話題。當然六四不是唯一標誌,歷史科試題、港台爭議都是標誌,但六四晚會卻是很形象、很視覺的標誌,無法舉行晚會正傳遞一個很差的訊息給全世界。

不知是不是很悲哀,眼白白看它(中共)用同樣的策略對香港,內地的策略就是打散組織,將所有公民行動去組織化,無法有預期、有計劃地做事,也不能合法地做事,而香港正正步向同一條路。這不只是燭光晚會,而是整個中國控制社會的策略,打散社會的功能組織,最終得不到處理,只會激發大家去衝、打鬥,以最慘烈的方式、對大家都沒好處的方式爆發出來。
香港回歸,世界曾希望香港帶中國步向自由和開放。
如果燭光一熄,反映這個期望是完全落空和相反。
六四燭光晚會燃亮起維園30多年,但今年警方以疫情為由反對支聯會舉行晚會,30年的燭光不再。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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