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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用盡,終會反噬


【撰文:梁麗幗】

2003年香港政府倡議以本地立法形式,訂立國家安全法,開創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的紀錄。法案表決前夕,代表工商界及自由黨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又有工商界功能組別議員改變立場,特區政府無望在立法會取得足夠票數支持,最終唯有終止立法程序。

自那天起,政府體系之中有權的機構開始有權用盡。

建制派在立法會內有樣用盡的結果,是代表更大民意授權的議員只能以肢體衝突來突顯不公。EYEPRESS照片

先是完成修改《議事規則》,令確保立會中議席數量與民心所向不符比例的少數派不能再以拉布制衡。再來排除自決及港獨參選者,令立法會無法履行監督之責。這是為立法會中建制派有權用盡。

十六年後,坐擁在立法會提案權的香港政府不理民間與國際社會反對聲音,強推逃犯條例修法,在立法會完成一、二讀。這是為香港行政機關有權用盡。

出現了「一百萬」、「二百萬」、「二百萬加一」的遊行,港人上街遊行的人數紀錄再次刷新。過程中濫捕不斷,在一個個被指為暴動的場景中,警察多組織防線,以突然快速衝前的形式,能追到誰、能制服誰就拘捕誰。然後才慢慢審視在現場拍攝的影片,或是在公開傳媒機構拍攝的影片中尋找被捕人的身影。要是找不到,就由警察在庭上作供,指出有關人士作過的行為。再甚者,以該人身處現場嘗試入罪。要是拘捕過後,發現沒有任何罪行可以提告,就把人關個三、四十小時,然後釋放。這是為警察有權用盡。

以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拘捕15名泛民主派中堅,是律政司有權用盡一例。

再來是一眾法律界、政界中的前輩們被控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未經批准集結本是公安條例中一系列有關集結的罪行中很輕的一種,律政司卻行使他們決定案件在哪級法庭審理的權力,申請把案件轉介至區域法院受審,一般而言,轉介至區院,是因為律政司認為被告若被定罪,監禁刑期可達兩年以上,脫離了裁判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這是為律政司的有權用盡。

屋漏偏逢連夜雨,在疫情肆虐的今日,香港迎來了人大常委會將把「港版國安法」納入附件三的消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將根據基本法第18條,將國安法列於附件三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公佈或立法實施。這是為人大常委的有權用盡。

依賴政府的自我制約以達成良好管治並不是良好的憲政基礎。較之賢人政治,只是對政府內部各人的互相制約多了一重臆測,甚或是痴心妄想,都並不是良好制度。

社會契約論下,盧梭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憲法可被理解為市民用以制約政府權力的一紙契約,也就是政府的權力都來自人民。基本法並非全民制憲產生,也並非經由有民意授權的代表草擬。早於草擬基本法的時候,中共已堅決反對香港政府有「剩餘權力」一說,原因正是因為中國實行單一制政府,權力集中於中央。在此前提下,香港政府所有權力皆來自中央政府,憲法也並非盛載人民賦予政府的權力。

在本來已經有欠健全的憲制之下,基本法為人大常委所解讀,造成的結果自是各個港府機關不為基本法所制約,基本法對於他們不是制約的框框,反成他們手中的利劍,讓有權者恃基本法橫行。

當權者以「有權用盡」的策略應對市民的不滿,只會令受壓迫者反噬,這是為何反送中運動持續一年,仍有人甘冒被捕風險作出違法的行為。圖為「527反惡法大三罷」 行動,有抗爭者在旺角堵路。曾港深攝
 

國際人權宣言的前言中,提及「Whereas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鑒於為使人類不致逼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逼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言即人民在逼不得已之下,對暴政和壓逼反叛,是極端情況下,沒有法治帶來的惡果。(題外話:而有些人掛在口邊的「不守法= 破壞法治」,也顯然是有邏輯謬誤。因為法治的存在,就是為了防止暴政和壓逼。言即法治是為了抗衡暴政,而非那些面對暴政和壓逼,逼不得已作出反叛的人。)

有權用盡的反噬,正正在於人民會逼不得已對壓逼反叛。這裡所說的反叛,固然包括最進取的革命、政變,也包括各種「犯法」(對比「犯罪」、「犯錯」的行為) 的「反叛」行為,如公民抗命。有權者進行自我制約,雖不等同修補了憲制的漏洞,卻是「香港再出發」、建立互信的第一步。

以上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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