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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oo】風雨蘭社工:求助人報案屢遭警不信任質疑 詢問政見卻無關案情


 

隨著近年的Me Too運動,以及去年的社會事件,港人更關注性侵問題。協助性侵案求助者的組織風雨蘭,社工在陪同女事主報警的過程中,不時遇上警員對事主抱懷疑甚至不信任的態度、質疑事主報假案及內容真實性、說話用詞露骨、要求巨細無遺的重複敍述,令事主感到難受及煎熬。這些問題,未見明顯改善。

風雨蘭社工表示,去年陪同數名求助人報警時,警員會詢問她們的政見、問「你係黃定藍」,相關問題與案情無關,質疑為何要詢問。

眾新聞向警方查詢上述情況,警方未有具體回應,但表示「十分重視前線人員處理性暴力案件的專業能力,並已將有關處理性暴力案件的技巧和專業知識納入多個常規課程內,加強人員的專業敏感度。警方會定時檢討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程序,不斷改善向性暴力受害人所提供的服務。」

眾新聞製圖

美國獨立媒體Pro Publica記者的調查報道,指出2008至2010年,美國華盛頓州和科羅拉多州發生多宗強姦案,但兩州警方處理受害人報案的手法截然不同。華盛頓州的林伍德警局,把受害人瑪莉當成騙子、指她謊報遭強姦將她告上法庭;科羅拉多州的兩名女警,認真調查多宗案件,不放過蛛絲馬跡,最後發現兩州案件的疑犯原來屬同一人,瑪莉最終獲得平反,證實她的確曾遭人強姦,但她的心理陰影卻揮之不去。

Pro Publica的報道獲2016年普立茲新聞獎,兩位記者其後出版著作《謊報》(A False Report: A True Story of Rape in America),Netflix去年拍成劇集「Unbelievable」,讓更多人知道瑪莉的經歷,以及執法機關調查強姦案的問題。

在香港,風雨蘭輔導員、社工Rebecca多次協助求助人報警,發現香港警察處理強姦案的方式,有值得關注地方。

問題一:態度不信任像盤問犯人

Rebecca說,不少性侵案求助人報案時,警察詢問的方式、說話抱懷疑甚至不信任的態度,令女事主感不舒服。她舉例:「警方會問番轉頭,點解你唔再早啲報警、點解唔即時、其實你係咪沒留低證據、是否當時你是願意的,事後才後悔或傾唔掂數,所以報警呀?」

「或者警員好容易去諗:這個個案是真還是假。他們好興去講:呢個case係咪報假案呀。有時我們陪case去報警,他們都會說:姑娘(社工)你出來講兩句。私底下警員會問我們:『其實個case係真定假呀?』我們發現好多時,警察心裡會判斷個case的真確性,以至影響成個調查方向和態度。但如果警察信任事主,例如遇到年紀小、被家人侵犯的,他們態度上會顯得好體諒。」

「報案過程中,有警員會嘲笑事主的說話,或質疑佢當時點解唔走、點解唔打對方、點解唔鬧佢之類。有些個案,個女仔覺得當時好尷尬,如果踢對方一腳跑出間房,唔識點做。有警察說:咁尷尬緊要啲,定貞操緊要啲。受害人聽罷會覺得:『或者我都有責任令件事發生,所以我都係唔應該追究啦。』警員的話,似將責任放在受害人身上。」

為何警察對性侵報案人抱懷疑態度?Rebecca認為:「警察和社會大眾,似乎有一個『完美受害人』的figure在心中,例如會看:她是否立即報警、有否即刻求助、會頭腦好清晰咁留低證據,例如不沖涼。有些個案事主有沖涼、過了幾日甚至一兩個星期才報案,警察會講:『乜你唔知被人強姦後不應沖涼?』這好似是common sense,但對一個遇到創傷的人來說,唔會咁清晰去諗呢樣嘢。」

另外,Rebecca說,警察會看,事發時事主有否激烈反抗,「例如會問:『他開始行近你、叫你坐喺張床上面,當時你有無say no、有無講唔好呢、有無打佢,其實你可以打佢、踢佢啊......』他們會有這些想像。但在我們接獨的個案中,如侵犯者是認識的,過程中難有激烈反抗。但警察可能會覺得,當時你是願意的,只係之後發現對方玩弄感情;或者講好會付錢,但沒有付錢給你,於是你來報案。」

「點解警察覺得女仔報假案,其中一個係覺得隔咗好耐先報警,但可能只係3日,或一周,不是很長。那段時間,女仔覺得頭幾日好混亂,先照顧自己情緒,才可有清晰頭腦去想是否報警。但警察或會覺得你太遲。」

風雨蘭早年接觸的個案中,發現警方曾叫報案人:「當自己俾鬼壓」、「當自己one night stand」,企圖淡化案件嚴重性。曾有警員向受害者丈夫誤稱她有性病,聲言「你老婆可能同佢(侵性者)有路,你叫佢唔好告啦!」歪曲事件。

2018年的「MeToo」運動令全球關注性侵受害人權益,包括世界各地警員處理報案的手法。美聯社圖片

問題二:說話露骨令事主難堪自責

男警和女警的處理手法,可有不同?Rebecca說:「反而有時madam令受害人感覺更差。曾經有madam說類似:『大家都係女人唔怕講,其實有時我哋都知,如果唔願意,你可以激烈反抗架嘛;如果唔願意,對方無咁容易擘大你隻腳。』她們可能會講得好露骨,對受害人來說,不只是案件是否告得成,或警察信唔信我,而係這些說話會對她造成另一些傷害,例如會想:『係啊,點解我當時咁蠢;係啊,點解我唔激烈啲反抗,係咪我都有責任,令到件事發生呢?』這個其實是我們最不想見到的。單案告唔告得成只是一個層面,但他們(警員)的說話,造成受害人對自己的質疑,才是更難過的地方。」

Rebecca表示,警方處理強姦案是一隊人在工作,負責的可以是男或女,但落口供一定要有女警在場,「當講到好細緻、如事發過程,都係需要madam落口供。不過,有些個案事主是自己報了警再接觸我們(社工),她們也不知原來可要求女警。警察會按他們的方便度處理,指我們一隊人查案,要一齊聽案情,或說某男警是負責的警員,要在場聽。」

問題三:要求重複落口供

「受害人報案、落口供的過程,好多時需要巨細無遺的重複敍述,比較辛苦。」 Rebecca說,有求助人因為對報警的過程感到煎熬、難受,最後放棄追究。

她說,未接觸過像美國Pro Publica報道中事主瑪莉被指謊報的情況。但她憶述,有事主被警察鬧多幾鬧、聽到警察說「我可以告番你轉頭」、「我可以話你虛報之類」,被這些說話嚇親,會說:「咁我放棄追究啦」,或指「我當時講下啫」、「我誤會當時成件事的性質」。

「也有人說:我承受唔到報案過程的壓力、精神的影響。好多是承受不到過程中的二次傷害;或者預計到,調查者的態度是這樣,都不會有公平調查。」

問題四:問政見卻無關案情

去年發生反修例示威,Rebecca表示:「報案時,有警員會問女仔『你係黃定藍』?成個案件與抗爭無關,亦非警察性暴力。我有唔止一次聽到警察落口供時,會問個女仔例如說:『話時話,我哋當傾下偈,問佢政見、問佢企邊個陣營。」

案件是否與抗爭運動有關?Rebecca說:「案件不涉抗爭運動的,完全不是抗爭現場認識被侵犯,不是那些。如果我們在場會出聲問警員:『其實同調查有咩關係呢』、『madam點解要問呀?』他們會話:『無咩,傾下偈啫,無咩所謂』。這會令人想,會不會警員有個既定諗法,也會令事主唔舒服,覺得係咪逼我一定企喺你嗰邊,係咪我唔企你嗰邊,你就唔會幫我查呢。

Rebecca續說:「我個人有見過兩、三個案件,報案過程都有問政見。有些是見你戴口罩入去報案,佢已經話:『喂,你哋戴口罩呢啲曱由點點點』,佢已經有一個諗法喺度。涉及政見的討論,已發生過三次,在我印象裡面。」她說,社工一般都認為無須討論,「但有事主都勇猛,會拗話:我支持黃嘅,你而家係咪唔幫我查呀?」

反送中風波令警民關係緊張。性侵案受害人對於是否報警處理,向來因人而異,Rebecca未見有大量事主因對警察的不信任而拒絕報警,但也留意到一些變化:「有些事主想報警,但不相信警察會認真做,對警察印象好差。以往擔心告唔告得入、過程中會否披露自己身分、會面對什麼。但近大半年,有些求助人會擔心:現在警察咁樣,我是否仍信得過這執法機關?要點相信公平公正處理我的案件?雖然唔係講緊警察性暴力,但也覺得警察唔會認真同我處理,以前沒聽到這個擔心的。」

美聯社圖片
警方回應指,會定時檢討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程序,不斷改善向性暴力受害人所提供的服務。美聯社圖片

總括來說,香港警察處理性侵案,有何需要改善?Rebecca表示:「不知是否強姦案對警方來說,要花好多工夫,或去調查的話好複雜,需要放好多人力物力。性暴力案件,案發時只得侵犯者和受害者兩人,需要依賴口供。如有警員覺得證據不足,例如兩人之前在電梯中有傾偈、一齊行、件衫無爛,便有感她並非受害人。」

「不是能力與知識問題,是警員如何define一個受害人還是一個犯人。或者他們日日對著犯人,好快覺得,如果報案人並非他心目中好慘、好值得被同情的受害人,好快就當面前的人是犯人。或者警方需要提吓自己,可能眼前的人不符完美受害人的形象,就算沒一半,可能有十分一機會都是受害人啊。那麼,他們是否仍會問那些問題,或說那些話。」

眾新聞向警方查詢是否有處理性侵案的內部指引,可予公眾參考,警方未有提供。對於上述社工指出的問題,警方回應指,一直以認真及專業的態度處理所有性暴力案件,並就處理性暴力案件有既定的原則及指引,包括但不限於當接獲性暴力案件時,警方會安排接受過相關訓練的同性警務人員會見受害人,並會盡量避免在調查過程中要求受害人重複敘述不快的經歷。為減輕受害人在調查期間面對的壓力,只要不對調查造成不必要的阻礙,受害人可按其意願讓家人或朋友陪伴,調查人員亦會向受害人介紹非政府機構的24小時危機介入服務,並在受害人同意下作即時轉介。此外,按受害人的需要,警方會於案件的審訊過程中向法庭申請提供予證人的保護措施,使性暴力受害人的私隱得到合理保障和減輕其面對審訊的壓力。

警方表示,十分重視前線人員處理性暴力案件的專業能力,並已將有關處理性暴力案件的技巧和專業知識納入多個常規課程內,加強人員的專業敏感度。警方會定時檢討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程序,不斷改善向性暴力受害人所提供的服務。警方會繼續以跨部門及多專業合作模式,與各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保持緊密合作,致力以專業態度處理所有性暴力案件。至於為何有警員詢問報案人的政見,警方未有直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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