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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必須改善對於精神障礙的態度與處理方法


【撰文:張天目】
作者為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近日兩個涉及精神障礙的裁判法院案件報道令人非常失望。
 
第一個案件涉及一名於2020年6月12日在粉嶺裁判法院被裁定襲警罪成的小學教師。據報導,裁判官斥被告大話連篇、無悔意、以為警察會扔佢落橋的證詞十分荒唐,以至於質疑被告的精神狀態及懷疑被告心智及人格有潛在障礙。
 
裁判官進一步質疑被告的精神狀態是否足以使他繼續教書,並將案件押至6 月26 日判刑,以索取兩份精神科報告、心理及背景報告。期間被告還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邢穎琦攝
小學老師於6月18日獲高院法官批准保釋外出,至6月26日判刑。圖為他在親友護送下離開高院。邢穎琦攝

當然,裁判官對醫學術語的草率引用,以及她僅根據法庭上的證詞即將被告還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決定,顯然是令人擔憂的。但於此,我希望特別關注裁判官措辭中的不必要的污名化作用。
 
首先,任何有法庭經驗的人都會知道,許多被告均表現出無悔意或作出難以理解的證詞,僅這些行為本身並不能表示被告具有心智或人格障礙。
 
裁判官將不良行為與精神疾病等同起來,這種做法嚴重污名化患有精神障礙的人士——況且他們已是社會上最弱勢和最被污名化的群體之一。
 
她更將精神障礙等同於缺乏教書能力,而這正正為患有精神障礙的人士的功能低下並且無法(或不應被允許)為社會做貢獻的這個都市傳說火上加油。事實上,許多患有精神障礙的人都擁有成功的職業。在教育領域,我想到了患有思覺失調的南加州大學古爾德法學院的知名教授艾琳・薩克斯(Elyn Saks )。在當今媒體和娛樂業已經造就對患有精神障礙的人士的極大污名化和誤解的大環境下,這類評語出自裁判官的口中是對在患有精神障礙的人士及其照顧者的傷口上灑鹽。

南加州大學古爾德法學院教授Elyn Saks。照片來源:TED Talk video

第二個案件涉及一名有輕度智障的清潔工,據說其智商與一個11歲兒童相當。他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並於2020年6月12日承認控罪,被判入獄8個月。據報導,辯方求情指,被告是輕度智障人士,智商只得11 歲,還押4 個月來一直被囚友欺凌。
 
對此,署理主任裁判官指涉案物品(如廁所清潔劑,石油氣和雷射筆)能造成一定程度傷害,輕度智障並非減刑理由。

智商只有11歲的清潔工其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立法會議員邵家臻陪同他辦理相關手續。照片來源:邵家臻Facebook

患有精神障礙的被告需要在司法程序中得到特殊對待是法律學者的共識,這是基於幾個原因:例如,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是,有精神障礙的嫌疑犯被誤判的風險特別高。這是因為他們一方面可能有些引人注目的行為而容易讓人生疑,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舉止往往會導致調查人員認為他們沒有說實話。他們也更容易因各種原因做出不實的供認。
 
或許與這個案件更相關的兩個概念是:(i)精神障礙可以被視作減輕被告的罪責;及(ii)患有精神障礙的被告在刑事系統中更容易遭受虐待,或做出自殘甚或是自殺行為。
 
關於(i),犯罪時的精神障礙可能意味著必要的犯罪動機是缺失的(或實施犯罪所需的精神狀態)。儘管此案件中該清潔工已認了罪這一事實意味著裁判官無需再考慮法律上的犯罪動機,犯罪時的精神障礙或者至少減輕了犯罪的道德罪責。例如,如果證明該清潔工確實僅具有與孩童相當的智商,則應該對他了解自己案發時在做什麼的程度提出疑問。一個人是否理解自己在做什麼的能力與他在道德上的有罪程度息息相關,而因此亦應作為減刑的考慮。關於(ii),該清潔工在還押時被欺凌的報導便突顯了他在刑事系統中的弱勢。
 
這裡討論的兩個案例表明了令人失望的現實,即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沒有認真對待精神障礙。這種缺陷可以對公民權利和自由造成深遠的後果。
 
作為法律的捍衛者,我希望裁判官能仔細考慮他們使用的術語所帶來的任何污名化影響,以及患有精神障礙人士在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中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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