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公報》於6月22日的報導，中聯辦於6月21日召開「涉港國安立法香港宗教界領袖座談會」，出席者逾五十人，當中包括聖公會香港教省大主教鄺保羅，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釋寬運，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薩智生，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蘇成溢，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等。[1]會上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向一眾宗教領袖介紹「涉港國安法立法」的情況，並強調「基本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香港宗教組織正常的對外聯繫和交往也會繼續得到保障，不會因國安立法而改變。」
在這關鍵時刻跟宗教領袖會面，目的當然是要在香港實行「人人表態，個個過關」。宗教團體影響力龐大，宗教領袖們若表態支持，或最少不表反對，會有利於營造「事在必行」的氣勢。譚鐵牛的說話也一矢中的，他知道要宗教領袖歸邊，信仰自由和對外聯系自由是關鍵。但與會的宗教領袖大概也留意到，譚鐵牛說話中的用語其實是機關處處。例如那句「香港宗教組織正常的對外聯繫和交往也會繼續得到保障，不會因國安立法而改變」中的「正常」，就可圈可點。甚麼才是「正常」？有甚麼準則？由誰判斷？到了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還不是中共說了算？但中共一向是統戰高手，它深知道宗教領袖，尤其是基督宗教的，特別在意跟外國教會、神學院和其他各式宗教團體的聯繫。提出這樣的保證，就是誘之以利。
那中共要宗教領袖做甚麼來交換利益？從報導所述21位與會者及譚鐵牛的發言中，中共的要求可歸納為：
1.「對涉港國安立法的理解與支持」
2. 「將結合宗教教義，配合國安立法在港宣傳和實施，繼續為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3. 「向所辦學校師生和在國際社會客觀正面宣傳國安立法」
4. 「配合政府做好國安法的普法教育」。
教義不應受政治操控
筆者不知道宗教領袖們怎樣看待中共的要求，但要把港版國安法理解為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精神，本已是匪夷所思，要支持它，實在要破除一切對法治的執著，單純憑著對國家的愛，不，是對黨的忠心，才能支持。而最令人側目的，是有與會宗教領袖表示「將結合宗教教義，配合國安立法在港宣傳和實施，繼續為社會發揮積極作用。」這裡的「結合」所指的是甚麼？是要教義遷就立法的目的？如果教義所引申的倫理含意跟是次的國安立法有矛盾，要怎樣把兩者「結合」？還是「結合」的意思根本就是後一句中所指的「配合」？
從對話的上文下理看來，中共借在場某些宗教領袖提出這句話，意思是要宗教領袖們主動配合推動國安法，而且還要是在宗教教義層面上的配合！這樣明目張膽的主張宗教教義配合政治方針，表示大陸嚴厲操控宗教的那一套，已開始在香港實行。但教義是信仰內涵的理念結晶，雖不一定與政治衝突，卻不應受政治操控差遣。以基督宗教為例，教義（doctrines）的確立和詮釋只基於唯一的權威——上帝藉耶穌基督帶來的啟示。除此以外，基督教會並沒有別的根基，可讓它在其上建立教義和倫理體系（包括政治倫理）。因此，若有教會領袖要求教會以教義配合當權者的政治需要，根本就是本未倒置，這要求若非出於無知，就是出賣信仰。
宗教團體面臨的處境
中共的要求也很具體，它要求宗教團體「向所辦學校師生和在國際社會客觀正面宣傳國安立法」，也要「配合政府做好國安法的普法教育」。這樣的要求，有沒有為宗教團體及其所屬學校的師生留下議異的空間？若辦學團體對國安立法有負面想法，不肯正面宣傳和就此法做普及教育，有沒有有這個自由？人大乖離基本法原先的規定，自行通過在港立國安法，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決定。現在中共要求辦學團體配合宣傳，這不是把政治帶進校園，又是甚麼？
中共在這關鍵時刻有這樣的要求，大家心裡明白，無非是要壓制學生中的抗爭力量，也順勢把全面管治權全面延伸至校園內。宗教團體必須明白，若它們屈從於今次的政治要求，同類要求一定陸續有來，而它們將會不斷犧牲原則和價值。宗教團體正面對痛苦的抉擇，要生存，還是要堅持理念？再以基督宗教為例，中共對教會學校的整治和打壓一定嚴厲，那麼教會是要堅持以信仰原則辦學，因而得罪中共，甚至最終失去辦學權，還是甘心放下原則理念，以生存為最高指導原則？
當然，生存和價值理念，在很多處境下不是非此即彼，但當政治壓力增強，兩者的張力只會增加，抉擇始終是難以逃避的。那身在中聯辦開會的教會領袖，當時可有想起耶穌基督提醒門徒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換甚麼生命呢？」（馬太福音16章25-26節）
隨著中共對宗教的壓迫和操控驟增，宗教團體的自主性將受嚴重挑戰，苟安已不再是選項。對於要事奉誰，耶穌基督的警句，凡有耳的，就應當聽：「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馬太福音6章24節）
註1: 中聯辦召開「涉港國安立法香港宗教界領袖座談會」（《大公報》，2020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