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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抗爭・社運紅線・國安國不安


「國安法出籠,香港人固然不安,但國際反響出奇強烈的關係,最不安的,卻很可能是黨國最高層。」美聯社照片

一、國安襲港,誰會移民?

不少人衝口而出的答案會是黃絲。但仔細想想,又覺得未必。全面地看,可借用風險這概念。這裏講的,當然是國安法帶給香港的負面或下行風險,down-side risks,分政治的和經濟的。其他因素不論,要面對的風險越高,越傾向移民。

政治風險,指國安法實施之後,港人失去若干政治自由,做某些事或會受到強力禁制。這種風險,自是黃絲遇到的會比藍絲多,除非習總學老毛搞文革,那香港就會像當時中國,不論反毛擁毛都一鑊熟。中國再來一遍文革不是完全不可能。文革是從所謂反修正主義開始的,牽涉中蘇關係,外交部是最初幾個重災區之一;現在習總反美,外交部也成了急先鋒,漸漸出現像當年一樣激的戰狼。中印邊境出事了,也和文革前的1962年形勢差不多。內部,當年老毛搞路線鬥爭挑起權鬥,非常殘酷;今天,習總的各項政策損害大批人的私利,權鬥隨時爆發。文革前夜發生駭人聽聞的借清洗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搞種族屠殺的事,今天新疆把百萬維族人趕入集中營,都反映漢族內部矛盾過熱,借打壓外族來宣泄。可見,國安法不過是又一次極左思潮的產物,藍絲黃絲同樣有可能一鑊熟。不過,就眼下而言,各種程度的政治風險加權平均,顯然是對黃絲更不利,這很自然。

經濟風險,指國安壓頂大形勢之下經濟惡化帶來的風險。首先,中美交惡,香港不能再享美國長期以來給予的優待,眼看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外企亞洲總部首選地點等的地位將全面丟失;何況,美國連香港也不再信任,遑論大灣區,所以那邊的發展大計要泡湯了。而且,因為大陸經濟也因中美脫鈎而受到損害,本來已經存在的各種不利因素如人口老化紅利消失等都會放大,引致「中國衰、香港衰」的董氏效應。這種情況底下,因為藍絲享的商界利益一向比黃絲厚,加上那些從來迴避政治只求經濟穩定、只看重個人收入上升而對大環境的事不與聞的正牌中產港豬是藍絲居多,故可以結論,要面對國安法實施帶來的純經濟風險,藍絲整體比黃絲更不利。

個別人士或家庭思考移民與否時,上述兩種負面風險都是所謂push factor,會把香港人推上移民路。除此之外,還應考慮發達國即主要移民目的地的各種pull factor。發達國文化和社會秩序(即廣義的政治)對香港人的吸引力,於藍黃傾向無大關係。舉例說,哈日族裏有黃也有藍,反而最出名的就是藍到唔得掂的那位前教育局長。哈英族也一樣,其中表表者,當然要數與日不落國千絲萬縷、本有打算退了休到彼邦享受金色餘生的香港現任和前任第一家庭裏的那些海軍藍。至於經濟方面的pull factor,恐怕也是對藍絲而言更強大,因為他們平均比較富裕,移了民更有能力在當地做生意或更有條件印印腳嘆老牌富裕社會的世界。

除了這push與pull factors,考慮移民時還有處於中間橫梗着的transaction costs和家庭或個人經濟實力的門檻,對平均比較富裕的藍絲而言,這些高欄當然可以更輕鬆逾越。

綜上所述,不見得黃絲移民會比藍絲多;更可能的是二者不相伯仲,甚至藍的會比黃的稍多。有些人會擔心,黃絲都移民了,誰來投民主派的票?社運何以為繼?但有理由相信,起碼在黃藍選票相對數目的問題上,民主派不必太擔心移民潮的影響。至於整個社運的興衰與移民潮的關係,倒是可以深入一點探討。

二、抗爭者的海內外陣勢平衡

近世史上,一國之內的社運抗爭,往往都是與外部相連的。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歐洲各國的左翼政黨給與不少助力。奪取政權之前的十年裏,列寧不在俄羅斯的時間居多;甚至1917年的二月革命發生的時候,列寧和不少同志的大本營都在中立國瑞士,直到該年4月16日,列寧才坐火車回到聖彼得堡領導革命,那就是Edmund Wilson論社會主義運動名著《To The Finland Station》一書以之為名的歷史性一刻。(芬蘭站在聖彼得堡,是俄羅斯與北歐之間的交通樞紐,19世紀後葉由芬蘭國營鐵路公司興建,是為該鐵路的俄國終點站。)

中國三民主義革命,日本和英國的助力都是關鍵;孫文本人,經常奔走在國際之間,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和武昌起義發生的時候,他還在美國演說募款,所以他常說,華僑是革命之母。1949年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有留法的勤工儉學派打基礎,還靠了蘇聯當金主和供應軍火才可能成功。這些都是歷史常識。

1948年以色列復國,之前在國際間奔走斡旋的,主要是流落海外兩千年的猶太人。以色列國父David Ben-Gurion是在波蘭出生、長大的。90年代台灣民主化,沒有之前幾十年海外台灣同鄉會打下的基礎,也難那麽順利成事。

遠一點的,有1776年得到法國支持的美國革命成功了,殖民地獨立建國。還有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主角之一的英王威廉三世,根本不是英國人,而是荷蘭幾個省的執政,是由他帶兵渡海攻打英國勝利了才發生的一次影響全世界的憲政民主革命。

所有這些事例,在在說明社會抗爭能夠成功,在地翼和外地翼都有其重要而不同的角色。外地翼因為不受在地政權打壓,發展比較自由,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在地翼,於適當時機一蹴而就。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上述的各個成功的運動相比,其外地翼不是太大太強而是太小太弱。那是因為香港社會一直太好,香港人絕大多數不得已不會移民。但考慮到未來,一個人數更多、力量更大的香港民主運動海外翼,更能幫助整個運動達至一個更高效的結構平衡。促成這個發展的,沒想到會是國安法。

這一點,中國倒是很快便意識到;這就是為甚麽以前黨國高幹咒罵香港人不高興大可移民,但周前英國聲明,一旦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便會收容多至幾百萬的BNO移民,中國一聽,馬上扯火。香港出現幾百萬人移民潮的概率很低,但便是幾個百分點的人離開,亦足以令運動的海內外結構急促優化。

國安法出籠之後,坊間有不少圍繞着移民尤其是黃絲移民的道義問題的討論;不少人想移民,但馬上生出罪惡感,這或許是因為未充份考慮到上面提出的運動內外翼結構還有很大優化餘地的觀點。

三、國安法與香港分離主義

大凡一個政治運動初生之時都容易過火,所以幾年前香港獨自派、勇武派橫空出世的時候,我就提出「兩條紅線」不可逾越之說。那兩條紅線,一是所謂的「暴力邊沿論」,一是「法理港獨」。後者認為獨自派能夠在(當時的)法律容許範圍之內找到足夠發展空間,因而不必在這特別敏感的問題上強調違法達義。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浩瀚澎拜,這個說法很快消失於無形,我因此也明顯成為了old seafood。不過,國安法推出在即(編者按:國安法已於 2020年7月1日實施),中港政權打壓民主運動將變本加厲,我因此重提這「兩條紅線論」,不主張送頭。

我認為,運動幾年來的血汗付出,已令分離意識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可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基本上自發滋長、充實、發散,中港區隔的意識也會更有效地自動強化,暫時不需要社運人付出太多。這好比跟小孩子玩盪鞦韆,開頭你要使勁推,但之後只需適時順勢輕推,它也可以不停地盪很高。原因很簡單,最初幾下提供的動能(Kinetic Energy),累積轉化為每次盪到最高點上所包含的勢能(Potential Energy),其後鞦韆不斷在重力場裏自動升降來回,兩種能量交叉轉化。想想,過去幾年也真的如是。

2014、2016時用力推,增加了社會運動的動能,其後兩三年的相對靜態(即一些人誤以為的抑鬱),其實是動能轉化作勢能,豐厚地儲存於人們心裏。到2019年6月,這勢能又轉化為動能,還加進了新的,直讓世界嘆為觀止。現在運動相對靜止,那是動能再次向勢能轉化,內化到更多人心底裏,但總能量同樣不滅,只需作微量補充。此所謂蓄勢待發。於期間,人們休養生息、思考、學習、規劃、擴建連絡網、補做私事、加緊作稻粱謀,等等,都是自然而然,不在話下。抗爭的舞台也於此時轉到中西方政府之間,儼然成為一場接力賽,讓之前在跑的運動員坐坐吃花生。如此看來,往後幾年,我提的社運兩紅線,應該還是比較實在的。

四、國安誰不安?

國安法還未立,國際上已經罵聲四起,先是美國,繼而英國、歐盟、G7,連素來與人為善的日本,這次也不甘人後,首相安培還說要領導各國發聲明捍衞香港。得道多助,香港人的付出與作為,廣為世界各國尊重,並從中明白到香港處於普世抗暴第一線,於是願意給予道義支持。美國最新的舉動,是參院全票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在眾院的下一步應該也不成問題(編者按:眾議院通過修訂版本,而參議院也一致通過眾議院版本,法案正等候總統特朗普簽署)。這個法案一旦通過,將規定美國政府對所有危害香港自治的個人和公司實施制裁。HSBC會不會是首當其衝?林鄭一夥誰個會率先給美帝點名祭旗?然而,對中國而言,這些大都是外圍震蕩;更值得留意的是,國安法無可避免引致中國內部不安。

一兩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政府都在檢討、收縮與中國的雙邊經濟關係。武肺發生後,因為各國民間對中國的反感增強,上述趨勢明顯加劇,各國對華為、中興等中企限制增加,就很有代表性。現在國安法出籠,馬上替各國政壇的仇華派添加更多彈藥。這些變化的總體效果便是令世界經濟與中國脫鈎、秩序重組。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內部從中央到地方,絕大部份政治派系和集團都從國際上得到巨大利益;要繼續得到這些利益,大前提是要和發達國保持一定的良好關係,不能魚死網破,因此一直以來的中國外交界都遵從中美關係「鬥而不破」這個大原則。但這個政策給習近平搞砸了。

習派在中國政壇利益盛宴上是遲來客,改革開放以來的好東西都在市場環節,而且都給鄧江李胡溫各派家族牢牢掌控,習派難分一杯羹,只能靠黨政力量掌控、壯大國企,再用國企反吃民企,這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

國際關係搞砸了,對習派無大損失;但是,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損失就非常巨大。結果必然引致嚴重的黨內鬥爭,而矛頭所指,當然是2012年以來帶頭在國際上搞反美戰狼外交的現屆領導。今年是習近平上台即搞的脫貧計劃收官年,實際成效有多少沒關係,面子最緊要,所以去年從北京到各地大城市都有壓縮「低端人口」掃地出門的做法。可偏偏今年的人大開到最後,團派總理李克强兜篤將軍,公然透露中國還有六億人口月入1,000人仔不到,而按世界銀行的有關標準推算,即還有大約四分一的中國人活在貧窮線以下。這招不是反習是甚麽?

國安法出籠,香港人固然不安,但國際反響出奇強烈的關係,最不安的,卻很可能是黨國最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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