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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安法時代有感


前言

一個月的時間,轉眼已過。執筆之時,香港已經進入「後國安法」 時代,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幾個星期前記下的點滴, 自覺已無參考價值,只好重新出發,以此文一吐心中百感交集之情。

剛好十年前,我搭上了飛往德國的飛機,追尋自己的夢想。當時拍下香港的剪影,心想,有一日我達成目標之後,會懷著感激的心返回家鄉。想不到這個風景現在已難再賞。筆者攝
 

電影般的情節,終於降臨家鄉

當初離開香港,我並沒有以香港的政治發展作為重大的考慮因素,只是單純地希望可以來到德國讀書、工作,達成自己的工程師夢想。轉眼十年過去,我雖然已在德國成家立室,我仍可用「旅居德國」的說法來描述自己的身份,但港版國安法一出,我相信「旅居德國」 之說,可以正式束之高閣。

參看國安法第四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描述,明顯衝著國際線工作而來。當中「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配合第三十八條「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 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直接將銀河系上所有生物批評中國或香港的行為列為罪行,攻擊範圍之廣,霸道程度之高,完全超出常人理解。

回望過去一年在德國的參與,略有邏輯思維的常人亦可推斷,如果我決定回港,踏足家鄉一霎,會否因為在德國「犯下國安法」而被捕?將是一個極大的問號。

國安法來勢洶洶,此法將會惡毒不堪,早已料到,但辣度之高,確實超乎意料之外。反過來看,雖然我只視自己為一個在異地略盡「公民責任」的普通人,也竟因此「被流亡」。香港一日被極權霧霾籠罩,一日我都無辦法安全回鄉。

想到此處,我只能感到無奈。

以往看電影,讀史書,看到戰爭和人道危機所折射出的悲情,每每感嘆:原來歷史上,我們曾經經歷過如此不堪和黑暗的時代。想不到有生之年,自己和其他香港人一樣,竟然成為了這一齣時代悲劇入面的一個小配角,被無情地捲入新冷戰的漩渦。

身份內化的過程和猶太人的「出走」與「回歸」

國安法一出,大量政評人,媒體和學者,都分享了他們對香港人應該如何安身立命這個議題的個人看法。在此我不獻醜,只略講一講德國人關注的猶太人,在多災多難的歷史當中,如何應對殘酷的逼害。縱觀歷史給我們的指引,當香港人成為被逼害的對象,不論比較是否完全確切,我們都應該學習猶太人,內化香港人的身份和角色。

猶太人從受羅馬帝國驅逐而流亡異地,之後輾轉散居世界各地,文化上仍然堅持將猶太人的身份內化,在不同的國度成為出色的公民,把自己化成猶太民族的標誌。與此同時,他們亦從不放棄,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回歸浪潮」。我的偶像,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是一個生於德國的猶太人,他同樣支持猶太復國運動,就算他作為猶太人,終身在德國、瑞士、意大利和美國之間因為各種原因(甚至逼害)而遊走,沒有「回歸」 以色列國土,但他仍然全力反對納粹主義,支持錫安主義,終於迎來以色列立國的一刻,甚至曾經受邀出任以色列總統(當然被愛因斯坦婉拒)。愛因斯坦以人文主義的思想為橋樑,搭通所有猶太人回歸的聯繫,令人深受感動。一個橫跨世紀的物理學巨人,仍然在社會活動中如此進取,為人也是十分謙虛有禮。說愛因斯坦是歷史上難得的完美模範,絕不為過。

時至今日,中東地區,戰火頻仍;猶太人在德國,仍然受到極右份子的威脅。但猶太人的成就,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終究是不朽的。我希望,歷史同樣會站在香港人的一方。

我認為,香港人不能再怠慢,現在就要好好把自己的文化符號保存起來,帶到外國,洗脫自己出生於「文化沙漠」,只是沉醉「炒股炒樓」、「搵著數走精面」的經濟動物的污名。從今天起,持續抗爭,保育廣東話,加入自由世界的陣線,在自己專精的範疇入面成為出色的香港公民,相信就是回應極權最堅定的答案。

離開香港之前,友人贈我一隻錶,叮囑我把香港的時間好好保存。手錶老早就沒電了,不過我心裏面香港的時鐘還是滴答滴答的走——直到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筆者攝
 

「新香港村」不是答案,但離開也並非懦弱

如此看來,保存自身,開拓多元戰線,也是「光復香港」的應有策略之一。國安法一出,香港人立刻熱議移民的可能。應否移民,甚至盡快離開香港,考慮甚多,絕不能一概而論。有人話選擇移民,與「逃兵」無異,亦有人話離開香港,延續國際線工作,才是精明之舉。

首先,並非所有人都希望成為香港的「士兵」,我們批評小粉紅愛國主義上腦的時候,不要忘記,對一個地方的愛,不可能沒有條件,「好撚鍾意香港」入面的「香港」,也必須要是香港自由和民主的一面。如果覺得自己的生活過不下去,沒有一個香港人有義務留守:恐懼雖然是最無形無影,但對一個人來說卻是最實實在在的感受,批評離開是「逃兵」的人,多是自己沒有離開的機會,出於妒忌,不把他人的恐懼當成一回事,絕不可取。

就算用「繼續抗戰」的思維來審視離開的決定,也沒有反對的理由。你認為離開是逃兵的話,也有人可以認為自由陣地戰已敗,留下是慘成敵人的俘虜。極權治下,每分每秒的生產力,都可以被看待成養活敵人的養分,更不要說最能夠營造國際壓力的勇武手足,隨時冒着死亡威脅,街頭抗爭失敗,即使能夠「有幸」保命,但以不義罪名被捕入獄,十年人生即成一縷青煙,代價極大。十年時間,如能在自由世界繼續抗戰,對於局勢發展的助益,肯定比鋃鐺入獄更好。

現在甚至有人以幾十年前科幻大師倪匡在一個清談節目中的言論為基礎,認為香港人應該在外地建立「新香港村」,保留香港人的文化血脈。這個建議,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香港」 一字背後代表的涵義無論如何豐富,香港仍然代表一個地理上的存在。一如《星際啓示錄》( Interstellar)的「Plan B」一樣,如果保存血脈的代價,是要留下的人滅絕,那麼「 新香港村」就只能永遠是Plan B。更加可取的做法,就是像猶太人一樣,在全球各地建立好香港人的社區,靜待時代召喚,終有一日,我們就可以乘著民主自由的風浪回歸。

去年新年,我有幸有機會帶同兒子回到家鄉,當時香港的運動還沒有爆發。我一路在想,如果兒子有機會在長大成人後,回到香港做交換生,會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啊!到底他長大後,我還有沒有可能可以回去呢?我仍然有希望!筆者攝
 

飛砂風中轉

香港人,已經無奈地成為新冷戰格局下的一顆棋子。

飛砂風中轉,倦也需兜轉。我跟大家一樣,挫敗和失落的感覺,不時襲來,但悲情還悲情,進入後國安法時代, 既然極權已經撕破自己的面具,香港人都應該坦然接受香港土地上的自由,已經隨國安法引入而逝去的事實。

上文有道,我看電影的極權剪影,常有感慨。我們的時代,本來應該塑造我們成為無憂無愁,吃花生看電影的一羣——突然之間,我們的生活卻驟變成電影中上演的情節,難免感慨萬千。還好,我看過的電影,都說明了一個恆古不變的定律:歷史就像電影,極權進入鏡頭的一刻,無論情節如何令人難受,電影都終有落幕的時間。最重要是曲終,人不散。以中共這種戰狼式的崛起模式,我們現時所見的國際衝突(例如中美貿易戰,中印邊界爭執等),只算是小菜一碟的序幕。

香港的自由既然無可避免地被紅色的魔爪扼殺,就請大家保存自身,盡力點燃僅餘而殘破的自由,照亮中共可怖的極權真面目,忍辱負重,引導歷史的巨輪,靜待極權被輾軋得粉身碎骨的一天。

我的書櫃上,放了一張香港的照片,上面連安達臣道都還未開發——剛剛就是我離開香港的時間,所以這張照片,就是我心中和記憶中的香港。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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