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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時報》訪蓬佩奧華裔顧問余茂春:中國在美國國家安全議題排首位


余茂春(右)與蓬佩奧。《華盛頓時報》

美國《華盛頓時報》早前訪問了美國海軍學院教授余茂春(Miles Yu),談及美國的對華政策。生於中國,八十年代到美國攻讀研究院,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後,隨即進入海軍學院講授中國及軍事歷史。《華盛頓時報》負責國家安全新聞記者格茨(Bill Gertz)在報道指出,余茂春「現時已經成為國務卿蓬佩奧就美中關係最有影響力的顧問」(has now emerged as one of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s most influential advisers on U.S.-Sino relations)。《華盛頓時報》以答問方式,記載今次訪問內容。 

Q&A: Inspired by Reagan to come to America, Miles Yu now helps form China policy

《華時》:告訴我關於你的背景。你在哪裏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成長是怎樣的?

余茂春:我在中國東部安徽省一個偏僻小地方出生,但在中國西南的重慶長大。我的中學小學歲月正值文革。

雖然我年紀太小,沒有活躍投入政治狂飈,但這場共產革命的暴烈、荒唐、意識形態的吼聲、人際信任和民衆道德的泯滅,以及對任何西方或「資產階級」任何事物的極度仇恨,殘酷地顛倒了我的單純。這些經歷和記憶,造成我對革命激進主義的深惡痛絕,以及對包庇中共政府及其罪行的西方維護者的極度鄙視。

《華時》:天安門爭取民主的抗爭及其後的大屠殺,怎樣影響你的生命?

余茂春:如果説,列根激發我來到美國,那麼,天安門重燃我對中國自由和民主的希望。天安門使我由一個書呆子大學生,變成一個為天安門抗爭者發聲的人。

我在天安門之後做過最大的事,是在差不多四年裏,我在柏克萊主持一個講座系列「中國論壇」,吳宏達、吾爾開希、劉賓雁和方勵之這些中國異見人士發聲,以及提供一個公開論壇,讓邊緣化的美國學者就中共政權本質表白,也讓許多主流學者和官員作出懺悔,以及分析與重新評估中國形勢。其他主講者有李潔明(James Lilley)大使、夏偉(Orville Schell)、墨子刻(Thomas Metzger)、杜維明(Tu Weiming)、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包柏漪(Bette Bao Lord)和柯馬丁(Martin Malia)。我們印製這些演講的英文副本,訂閲的人來自全國各地。

《華時》:告訴我關於你作為海軍學院教授的工作。教授海軍學院學生有甚麼特點?

余茂春:1994年從柏克萊直接來到海軍學院,我一直擔任現代中國和軍事歷史教授。能夠教授美國自由和民主捍衛者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榮幸。這完全實踐我1980年代初由列根激發而來的知識分子抱負。這些年來,每當踏進課室,我不只看見渴求良好教育的軍校學生,還看見矢志誓死捍衛美國民主不滅的候補軍官的臉孔。那對我意義重大,尤其是在這憤世嫉俗的時代,我們之間有許多人甚至質疑美國制度的良好本質。我成長於共產中國,現在活出我的美國夢,我認為世界應無限感謝美國,因為正如列根所說,美國代表着「人們在地上最後最好的希望」。那是我真的相信的。

《華時》:作為中國問題專家,你看過去的美國對華的政策有甚麼缺失?

余茂春:美國與中國交往是有成就的,許多美國人都致力改善雙邊關係。但我會說,直至最近,美中政策一直受到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傳教士思潮」支配。按照這觀念框架,中國需要美國的無私幫助進入現代世界,令她變成可靠的持份者,教她在文明世界應有的行為舉止。

我們都相信這一點。美國的立國信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我們給中國機會——讓他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我們的市場、科學實驗室我武器庫等,中國必定會開始像我們一樣行事,遵循規則和尊重知識產權。這取態隱含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真正共產黨人。他們是前工業革命,不能貫徹執行由現代西方激進思想指導,植根於德國和俄羅斯的宏大共產主義實驗。

正是這種傳教士思潮,在二戰期間實際破壞了我們的中國政策,其時一群美國傳教士父母在中國所生的年輕人,支配了我們的中國政策精神。這種精神在國務院及美國其他政府機構延續了許多個十年,甚至在尼克遜1972年訪華後很久依然不衰。

在這思想下,美國鑄成一些大錯——關乎韓戰爆發,因爭奪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而造成中蘇分裂的意識形態根源(不是蘇聯共產主義對中國民族主義)。原因很多,因為時間和時間所限,我不詳述了。

《華時》:特朗普總統給中國政策帶來了甚麼?蓬佩奧怎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和執行新的政策?

余茂春:我最近出席一個場合,聽到一個前政府主管中國政策的高級官員說,特朗普政府沒有中國政策,只有一種中國態度。他完全無視在他年代也沒有中國政策的事實。基於原則性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我們對中國不但有正確的政策,而且有正確的態度。

在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在國務院掌舵,我們不只是「管理」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我們革新和尋求結果,而且修正這種關係中一些過時不能反映現實的基本戒律。特朗普總統和國務卿蓬佩奧結束了行之已久、「基於憤怒情緒管理」的中國政策模式——我們擬定政策時,總計算着怎樣令中國對我們不至於憤怒之極,以扳回常常緊張的關係。這模式變成惡性循環,中國共產黨憑此基本上支配了我們大部分的中國政策和倡議。特朗普總統打斷這種無聊的做法。

結果,美國從中國取得更多的讓步,而且重新贏得我們中國政策的主動權。我們現在可以基於結果、透明度、互惠互利,最重要的是,根據我們的國家利益和立國原則,主宰雙邊談判的條款。

特朗普政府決斷地從大處着手,因為我們不只要把事做對,更要確保我們在做對的事。我們改變了一些概念基礎。在這個政府開始時,白宮整飭我們的戰略面貌,而且總統在2017年12月發表標誌性及影響深遠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文件。隨後,五角大樓發布了伙伴文件《國家防衛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兩份文件開啟了大國競爭時代(Great Power Competition ),這時美國不再只把中國當作一張「牌」用來實現其他戰略目標,相反,中國排在我們國家安全議題首位( China is at the top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沒有比中國更大的威脅,沒有比堵住中國對世界威脅更重要的戰略目標。

總言之,我會說,特朗普政府是近70年來唯一的美國政府,以有意義的方法有效追究中國政府的邪惡行為。不論是新疆、香港,抑或是掠奪性的貿易和滙率操控,以及針對美國的工業、軍事和網絡間諜活動。

我們也開始堅決秉持管治國際共同利益的法規,對抗中國的恫嚇,以贏得更大的和平與安全。

一個例子是,雖然中國發出警告,海軍照樣把美國戰艦開赴台灣海峽,並且穿越這個國際水域,兩年內一共15次,那是尼克遜以來任何一個前政府都想像不到之舉。單是這種行動,已基本上將對台灣防衛攸關重要的水道國際化。許多盟友都追隨美國在台海的領導。

在戰略層面上,總統特朗普隻手改變全球就中國對話,把中國放在美國國家安全首要地位,重新將美國戰略資產投向亞太地區。他不是空口説白話,而是作出真正承諾。

國務卿蓬佩奧多次説過,中國政權對全球的威脅,是「我們時代的核心威脅」(the central threat of our times)。他去年10日赫德遜研究所發表一篇重要演說,宣布美國政府不能再將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置之不理。我們不是要挑釁——有怎樣的中國,我們就怎樣跟中國互動,而不是我們想中國怎樣就怎樣。在這篇歷史性的演說中,蓬佩奧也明確指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跟中國人民是不同的。

中國試圖通過華為及其5G設備控制世界的重要通訊網絡,我們作出反擊,贏得友邦和盟國越來越多的支持。

我們是唯一的大國勇於揭露中國共產黨大規模隱瞞武漢病毒以致疫情肆虐全球,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對疫情透明。國務卿蓬佩奧強而有力發聲支持香港的民主抗爭者,又以最強烈言詞譴責對新疆維吾爾族人及在中國其他地方的種族主義暴行。

基於國務卿蓬佩奧認證香港欠缺足夠自治,總統下令中止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不像之前的總統,特朗普總統尊重美國人的意願,毫不猶豫地把在國會壓倒性通過的法案簽署成法例,包括《台灣旅遊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台北法》。

在國務卿蓬佩奧領導下,國務院也將宗教自由和全球婦女權利放在美國外交的核心行動部份。還有更多更多。

總言之,這個政府在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的強勢領導下,執行着近年記憶所及的最現實、最有成果、最有效的中國政策,在兩黨強大的支持下,對我們自己和中國共產黨都無歉無幻想。是的,我們與中國領導人少了筵席和沒有成果的「戰略對話」,但今天的雙邊聯繫更實質和趨向有結果,不論是在貿易、對等交流和對冠狀病毒透明的要求上。

新的美國國家安全議題,將中國共產黨政府視為重視和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這個對手裝備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被脅持的、以中國中心的民族主義,要將中國放在世界道德和管治領袖的地位上,即使犧牲自由和民主也在所不惜。

《華時》: 白宮最近發表新的《對中國戰略方針》,它指責過去的政策未能取得預期結果。 美國應如何戰略性地對待中國?

余茂春: 這份文件的有意思之處在於,它說過去幾十年來我們對中國的看法是錯誤的。

尼克遜在1972年說過類似的話,說我們當時對中國的政策有多錯。 在此之前,(共產黨)於1949年接管中國時,美國國務院發布《中國白皮書》,白皮書也說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對中國有誤。 這是一個不斷搞不懂中國的悲慘歷史。原因是我之前所提到的。

《華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今中國扮演什麼角色?人們需要了解北京的意識形態角色嗎?

余茂㫪: 習近平是一個頑固的共產主義者,他信奉這種意識形態。

1954年,毛澤東提出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國家的基本信條和座右銘:「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當今的中國,中共的基本治理理念一點不變。在當今的中國,任何公開挑戰這一戒律的人都會入獄甚至更慘。 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尤其是可悲的是,對於許多用了一生在中國事務上的美國主要決策者來說,他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小說《看不見的人》(The Invisible Man》,書中的黑人主角嘆息他的問題:「不是我看不見,而是你拒絕看到我。」

在中國領域也是如此——並不是說中共不是沒有意識形態驅動的,而是我們拒絕那樣看它。

如果不了解中國國內和國際政策的深刻意識形態脈動,我們就無法掌握共產主義理論例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史詩般的鬥爭,列寧主義的「最薄弱環節」,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以及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在中共的戰略計算中佔主導地位。 看看今天的中共的倡議:「一帶一路」倡議,對付各種有組織宗教的殘酷戰爭,對香港抗議活動中的美國「黑手」討伐,以及其列寧主義做法,可從香港最新國家安全法律的可厭看到,都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依據。

甚至與冠狀病毒的鬥爭也被視為中共光榮和共產主義不可戰勝的體現。在習近平就武漢疫情爆發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的第二天,這位中共總書記呼籲黨員為抗擊疫情作出犧牲。在1月8日的武漢疫情爆發高峰期,指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是隨着時間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每個黨員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斷進行檢視、剖析、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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