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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又發生在美國


【撰文:弟】

2011年2月12日早上,紐約市民Lozito如平常一樣正在乘搭地鐵上班。

列車於駛過紐約市鐵路網絡的中樞地帶時忽然停了下來,一名狀似受毒品影響的男子走到列車的駕駛室猛烈拍門,自稱為警務人員並要求進入駕駛室。駕駛室內當時正有兩位身穿制服的警員,他們拒絕讓該男子進入駕駛室,並留在駕駛室內觀察該男子(列車的駕駛室與車廂之間有玻璃窗)。當時兩位警員應已認出該男子正是他們在列車上尋找,被通緝的連環殺人犯Gelman;而另一名乘客亦慌忙走向駕駛室,要求躲藏在裡面的警員出來幫忙,可是不得要領。

由於列車停於隧道內,乘客頓時與Gelman成困獸鬥。一番沉寂後,Gelman突然情緒失控,向Lozito咆哮「你要死了!」並拔出利刀作攻擊。Lozito頭、雙手、面及頸部多處中刀,但仍奮力反抗,最終英勇制服Gelman,將其按於車廂地板上。此時,躲藏在駕駛室的警員才走進車廂,拍拍Lozito的肩膊示意其站起來,再將Gelman拘捕扣上手銬。

在紐約地鐵車廂內奮力扺抗殺人犯Gelman襲擊的Lozito,身受重傷。照片來源:torontosun.com
 

對於212唔見人,甚至作壁上觀的警員,Lozito深感不忿,於是向法庭起訴紐約市警察局疏忽職守,未有盡責保護市民,以致其身受重傷。

面對Lozito的指控,警員辯稱當時以為Gelman持有槍械,因此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須要躲藏在駕駛室內,更聲稱Gelman其實是由警員制服的。

法庭對警員的辯解似乎不以為然,法庭認為Lozito對事件的描述可信屬實,亦讚揚Lozito的義舉。可是根據紐約最高法院的案例,除非警員對市民有「特殊責任」,否則警方不會因執行警務職能的過失而引起對個別市民的任何賠償責任。證明這種特殊責任的要素是:(1)警方曾承諾會保護該市民 ; (2)警方知道不作為可能會導致該市民受傷害; (3)警方與該市民之間有某種形式的直接聯繫;和(4)該市民合理依賴警方的承諾。

Lozito頭部和身體多處受傷要縫針。網絡照片

由於Lozito本人未有於受襲前與躲藏在駕駛室內的警員溝通,警員未曾承諾會保護Lozito,法庭認為Lozito未能證明紐約市警察局對其有上述的特殊責任。即使警方於事件上可能已違反其對社會大眾的一般責任義務,亦毋須就Lozito的受傷損失負責。

即使在美國,似乎要控告警方失職亦非容易。除非Lozito曾不停求救而警員轉身離去,除非車廂內的市民曾不停撥打911而無人接聽,除非警員拍的是Gelman的肩膊,結果可能會不一樣。

無論如何, 面對追究警方責任的高門欖,市民亦非完全無可奈何,始終美國大部份地區的警長都是直接民選,其餘則是由民選政府委任,最終警方亦要向市民負責。問題喺個制度,亦有方法透過制度去改革。

當然,那裡是美國,這裡不是。  

以上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宜家講美國都要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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