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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陳詞節錄:戴耀廷忠於自己和專業 不就是大學應珍重的價值?


戴耀廷之於陳文敏,曾是學生、港大法律系同事,在2020年後,兩人多了一重關係,就是委託人和辯護人。

在遭港大校委會通過解僱後,戴耀廷向外界公開向教務委員會及校務委員會提交的書面陳詞。根據陳詞,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大律師石書銘及龔靖新曾向教務委員會力陳,根據國際標準,專業失德或受個人利益驅使才構成學術界中行為不當,但戴耀廷定罪並不影響他或港大的學術聲譽,要因此解僱他是過分嚴苛及不合乎比例。

陳文敏在書面陳詞又指出,戴耀廷追隨公民抗命的精神及歷史先賢的步伐,所做的都是和平非暴力,並反問「戴耀廷可能非傳統甚至天真,但他誠實、出於良好動機,忠於自己和專業,這些不就是大學珍重的價值嗎?

據悉,陳文敏當時亦有親身出席教務委員會會議,向其他教職員陳詞。教務委員會其後裁定戴耀廷在2014年佔中案行為及定罪屬行為不當,但並無建議解僱他,建議其後遭港大校務委員會推翻。

在港大法律學院大樓中,法律系教員合照中的戴耀廷(前排右二)及陳文敏(中排中間)。林勵攝

眾新聞整理部分陳文敏及法律團隊教務委員會書面陳詞,節錄如下:

「我們強調,基於程序公義及實際運作,考慮充分解僱程序應予暫停,直至戴耀廷的刑事定罪上訴程序完結。上訴庭較大可能在6月15日至17日聽取上訴(按:因疫情及排期已押後)。無論上訴是否成功,上訴法庭肯定會作出進一步裁決,重新審視原審法院對基本事實的判斷及評估。在上述情況下,即使探討充分解僱理由委員會都認為需重新探討案情,因此,整個過程極可能要重新開始的前提下,要繼續程序時是浪費時間和資源。」

「有別於教務委員會要處理的大部分紀律事宜,本案不涉及不誠實、濫權、剝削學生或不當運用經費及資料,亦不牽涉貪婪、慾望、憤怒或金錢報酬。引起探討解僱理由的程序的定罪並不涉及暴力行為。戴耀廷的個人操守無疑不是爭議。

本案無關戴耀廷在大學內,或者以大學老師身分做過什麼,反而是他在大學外以個人身分的行事。

本案是攸關他所信,以及如何以和平方式推動信念。這是有關基本法訂定普選的重大議題,是自1997年(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後,對香港人的一個莊嚴承諾。」

「有別於部分公眾嘗試塑造景象,證據上,戴耀廷(及三子)很大程度只在佔領金鐘及夏愨道擔任支援的角色。他本來有意在佔領數日後離開,並在10月底回到教學工作,遠遠早於佔領運動在2014年12月遭驅散。」

「在這個前提下,外界可以看到和平佔中,聚焦於民主程序、商議、辯論,全民投票、協商及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只是整個運動其中一環和最後一著。參與佔中運動最基本要求,就是嚴守和平非暴力。」

「在此等(探討充分解僱)程序的指控包括三個元素:

一、戴耀廷檢控及定罪的控罪構成行為不當;

二、有關行為不當性質及嚴重性導致他不宜繼續保留大學的教席;及

三、不論有關行為不當是在公事或私人身分所犯。

探討充分解僱委員會的觀點是,定罪及判刑構成行為不當,但它未能就有關行為不當導致戴耀廷不宜保留教席而達至任何觀點。

我們提出,教務委員會應該考慮定罪並不構成行為不當。或者,即使構成行為不當,有關行為並不構成戴耀廷不宜繼續保留教席,或者要被解僱。」

「儘管《香港大學條例》並無進一步定義何謂『行為不當導致不宜保留教席』,但多個國際條公約在此事上提供清楚的指引。

在《學術自由及學者社會責任宣言》(1990),第29段宣告了:學術社群中的教學及研究人員當確認聘任,應獲教席保障。除非因為有嚴重行為不當、被證明學術專業能力不足或疏忽,否則不應解僱或調走任何教員或研究員⋯…」

「這些原則對如港大般的頂尖大學極為重要,而大學在多個場合一再確認對學術自由的信念及堅持。在學術自由基礎上,不應從政治角度判斷學者行為。⋯⋯而在學術環境中構成行為不當者,應攸關一個人的正直、誠信,或是否被貪念或慾望驅使。一個人言或行是否政治正確,在大學中無關宏旨。」

「首先,教務委員會必須緊記,這不是涉及不誠實、暴力或不恰當性行為的典型刑事定罪。戴耀廷是因為組織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行使受《基本法》保障的思想、言論及集會自由的基本人權而被定罪⋯⋯」

「定罪本身與戴耀廷的專業職責或大學角色完全無關。正如(探討充分解僱理由)委員會在報告第40段所言:戴先生並沒有以大學正式身分行事,只是以作為法律學者的個人身分行事,而他的法律訓練及信譽令他的意見備受重視,牽引了運動。」

戴耀廷在2014年提倡佔領運動,旁為另外兩個發起人朱耀明及陳健民。資料圖片

「相反,和平佔中是為爭取合理的訴求,即要求履行《基本法》45條下普選的憲制承諾。這追求是訴諸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特質。更重要的是,它強調透過民主進程,反映港人的意見,及嘗試先進行對話,才訴諸公民抗命。⋯⋯對比2019年下半年香港發生的暴力及混亂,戴耀廷組織此規模公眾集會的誠信及自我約束更為突出。」

「和平佔中計劃修訂後,戴耀廷已經失去控制,並僅餘些微影響力。這發生在他為支持學生而宣布佔領中環啟動後,而學生的訴求及佔領策略均持非常不同的意見。(佔中)三子認為,他們在管理及領導佔領運動上已經被邊緣化。當時佔領運動以學生領袖所倡議的佔據道路進行,更顯示了三子對佔領的執行沒有控制。他們對參與者同樣沒有控制。三子曾經想按原訂計劃,在佔領數日後撤離,但最後決定留守,只因希望能促成學生和政府對話。⋯⋯值得留意的是,戴耀廷曾與佔領者商討重開通往政府總部的天橋,將影響減少到最低。」

「……教務委員會同時應考慮,導致戴耀廷被定罪的行為及定罪本身,並完全不會影響戴耀廷的學術聲譽或誠信:

對外,在推動和平佔中運動後,戴耀廷繼續獲邀發表演說及出席研討會。邀請他的有耶魯大學、史丹福大學、東京大學等頂尖海外學府,以及專業團體和學生組織。最近,戴耀廷獲英國倫敦國王大學潘迪生法律學院邀請擔任訪問學人。」

陳文敏(圖左一)曾是戴耀廷(圖後方第二排右一)的老師,也是同事。林勵攝

「最後,撇開所有法律及技術繁文縟節,整個程序都回到一個關鍵問題之上:到底一所如香港大學的世界級學府,是否應容許一位因為倡議和平公民抗命行動、實踐學人信念而違反法律的法律教授繼續保留教席呢?

在這個問題上,有意見認為,一個違反或倡議違反法律的法律教授不宜教授法律。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過分簡化的說法,敢問:如果法律教授拒絕服從有歧視性的法律,是否仍然適合教授法律?多個世紀以來,普通法最頂尖的頭腦嘗試解答這些非常複雜的法律哲學問題。無容置疑的是,問題的答案絕不簡單或不應被簡化。

一直以來,公民抗命的概念獲得英國及香港的最高法庭接納。正如賀輔明勳爵(普通法其中一個最頂尖的法官,也是我們終審法院法官之一)留意到:本著良知進行公民抗命,在國內有悠久而輝煌的歷史。⋯⋯控罪牽涉和平非暴力,亦是為了追求社會整體利益,願意接納法律後果,與性質與牽涉不誠實、道德淪喪及否定人格的控罪完全不同。無論如何,即使引發刑事制裁,我們不能忽視(戴耀廷)他煽動其他人參與的,是一個就香港最重要的政治問題而設的完全和平的集會。戴耀廷獲學術界強烈有力的支持,正是他不應因行為不當而失去教席的有力證詞。

我們理解不是每個人都同意公民抗命的思想。這是一個有爭議的題目,而我們完全尊重持不同意見的人。這是一個嚴肅議題,廣受全球社會及政治科學學界研究及辯論。但戴耀廷相信公民抗命,是沒有錯的。對某些人而言,在法律學院討論不守法行為可能是難以嚥下甚至不道德的,但大學正正是有爭議、甚至驚人理論的可容身之所。受人尊重的大學,不應該要服膺傳統價值的鐐銬,更不應就教員為了誠實地追求社會進步、提出有爭議主張及據此行事,用作判斷教員是否適合成為學者的理由。

正如大學教務委員會學術自由小組曾經確認,大學成員應有『提出爭議或不受歡迎的觀點』的自由,及『支持不同觀點人士』的責任。

戴耀廷的確比只宣揚個人信念都走了一步,透過確保運動和平非暴力,他遵從了公民抗命理論的教條及精神,跟隨歷史偉人的步伐。我們由衷地提出,將整個佔領運動構成的不便全部責任加諸他身上,是錯誤及不公的。他或許是非傳統甚至天真,但他誠實、出於良好動機、忠於自己和他的專業,這些不就是大學所珍重的價值嗎?」

「最後,我們懇請教務委員會小心及謹慎行事,謹防針對戴耀廷的倡議的任何干預及打壓。與其複製戴耀廷在刑事程序中的懲處,大學應該提供一個能安全追求思想及言論自由的環境。這正如《利馬宣言》第16段所說:

當院校及各個別學術社群成員遭受逼害時,所有高等教育機構應該互相團結。這種團結可以道德上或者實質上的,亦應為受害人提供安身之所、就業或教育機會。」

編按:特此鳴謝義務編輯Yoyo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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