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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世界禍無窮——對斯諾的批判(上)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奧布賴恩6月24日的演說,是美國政府討伐中共的第一砲。奧布賴恩演說影片截圖

美國政府最近發表了四篇討伐中共的檄文,其中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宣佈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奉行的「中國政策」的徹底失敗,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覺醒。

最直接了當承認了美國對中共誤判的是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2020年6月24日在鳳凰城亞利桑那州商業局發表的第一篇檄文。他說:

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人終於醒來了,看到了中共咄咄逼人的行為,以及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威脅。幾十年來,無論是美國政界、商界、學術界,還是新聞界,都秉持著這樣一個傳統觀念:中國的自由開放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先是在經濟領域,然後在政治領域。我們一直認為,我們越向中國(中共)開放我們的市場,越向中國(中共)投資,培訓越多的中共官僚、科技人員、工程師,甚至於軍官,中國就會變得越來越像我們一樣。。。。隨著中國(中共)變得越來越富有,越來越強壯,我們也相信中國共產黨會變得開明,會滿足中國人日益增長的對民主的渴求。現在看來,這只是一個大膽的、純粹美國式的想法。它產生於我們天生的樂觀精神,而我們在與蘇聯共產主義的抗衡中獲勝也滋生了這個想法⋯⋯不幸的是,這個想法被證明是非常幼稚的。我們已經是大錯特錯了。這種誤判導致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上的最大的一次失敗。我們是怎麼犯下這種錯誤的?我們怎麼會看不懂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沒有留意中共的意識形態。我們既沒有聽中共領導人說了什麼,也沒有讀他們在關鍵文件中寫了什麼,我們閉塞了自己的視聽,一廂情願地認為這些黨員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黨員。如今我們要把事實澄清: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政黨。該黨的總書記習近平把自己視為約瑟夫・史達林的接班人。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C. O’Brie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and Global Ambitions

奧布萊恩把美國對中共的誤判溯源至1930年代,正是這種誤判,使美國犯了很嚴重的、歷史性、全局性的錯誤,它讓中共這個極權主義政權能夠成長、發展、壯大,變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專政機器,到今天危害全球。

為什麼奧布萊恩把美國對中共的誤判溯源至1930年代?筆者認為,這是從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受到一批親共美國知識分子(美國本土產生的左派思想家,用今天的流行術語叫做「白左」)的影響有關,而這批人出於自己的左翼政治傾向,因而同情中共、厭惡國民黨。他們刻意為中共隱惡揚善,矇蔽了很多美國人和美國政府。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延安。照片來源:人民網

這批左翼知識分子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他的《西行漫記》(初版時的書名是《Red Star Over China 【紅星照耀中國】》),全面接受了中共的宣傳而沒有絲毫進行盡責調查(due diligence),獨立查證。在他的筆下,30年代的延安雖然貧窮,但朝氣蓬勃,實行民主制度,代表了中國的未來。在他的影響下,大批西方左翼知識分子都願意奔赴延安,為中共的對外宣傳服務。毛澤東曾經讚揚他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人[1]」。如果說,美國旅華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大地》(The Great Earth)讓外國人同情中國人民(她憑此小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斯諾的《西行漫記》可以說是讓外國人同情中國共產黨的首部著作。因此他對中共的宣傳和統戰價值十分可貴,從他死後每隔幾年中共就舉辦一次「斯諾研討會」(到2018年時已經舉辦了18屆)來延續他的對外國人的「統戰」和「宣傳」效應就可以看出。斯諾作為第一個讓「世界認識中國共產黨」的人,所以他的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以至60年代末尼克森、基辛格開始調整對華政策時,也諮詢他的意見[2]

網絡照片

用今天的角度來重讀《西行漫記》當然覺得斯諾的幼稚和對中共的嚴重誤判。誠然,我們不能用今日已知的歷史發展來苛責斯諾當年的無知(因為斯諾寫這書時他無法預見尚未發生的歷史),但我們只需要用一個記者(他前往延安時已經在中國當了7年記者)必須多方面求證這個最基本的原則來審視斯諾,就已經不能接受他對中共的毫無根據的讚頌。他只要用心聆聽一下中國其他人的聲音,就不致於陷入中共的統戰及宣傳陷阱。

在斯諾進入延安那個年代,已經有不少中國的著名知識分子對中共及其所宣稱要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深抱懷疑,例如有中國啟蒙大師之稱的梁啟超先生。

梁任公早就預測社會主義會帶給中國災難。他在《致孩子們》(節錄)(1927年5月5日)一文中說:

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於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裡有共產黨,實在看見像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
他們(指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真周密極了,巧妙極了,但到他們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

他在《與令嫻女士等書(節錄)》(1927年5月5日)中準確預測中共會奪得政權,但這不是勝利,他說:

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真的勝利——不全像俄國那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

梁啟超為何有準確度如此驚人的預測?皆因他對共產主義理論有驚人的瞭解,例如,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蘇共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他就在1902年10月2日發表《干涉與放任》一文說:

社會主義者⋯⋯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

他又在1906年《雜答某報》說:

即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則必以國家為一公司,且為獨一無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質,則取全國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執職業,一切干涉之而負其責任。

在三十年代類似的中國本土學者洞悉中共之奸的大有其人,筆者無法在此一一列舉。斯諾作為一個跑了中國新聞7年的記者不應該聽不到這種不同的聲音,就貿貿然接受中共片面的宣傳而甘心做其傳聲筒,從而誤導了一整代的美國人。

如果說,斯諾在三十年代因為無法預見到中共的虛偽和殘暴而歌頌中共,從而誤導了世界,那還可以原諒,但是,他在六十年代當中共的暴政已經造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饑荒時,仍然為中共洗脫罪名,繼續美化中共、誤導世界,這就不僅僅是無知的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道德操守的問題。

在1960年至1970年三次訪華中,斯諾訪問了北京、陝西、內蒙古、廣東、西藏、雲南、江蘇、東北、上海等地,寫成兩部長篇報導《大河彼岸》與《漫長的革命》。在這兩部著作中,斯諾經典地展示出他為歌頌中共而全然不顧客觀事實的卑鄙的一面。其中有許多描寫違背了事實,這些失誤對斯諾的名譽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

比如,在《大河彼岸》中,斯諾否認了中國「大躍進」時期所存在的饑荒問題,他聲稱:

毫無疑問,我必須說我在中國沒有看到有人挨餓,沒有看到任何與舊中國相似的饑饉,我只看到一個乞丐(在瀋陽的糧食難民中)⋯⋯我不相信,我在寫作此書時中國出現了饑饉……個別人挨餓是有的,普遍的營養不良也存在,然而說大批人餓肚子,那是沒有的。在四川,這兒的農民的糧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而且實在是吃得太多了,該省近期也鬧旱災,但四川仍然有大量餘糧運往外地[3] 。

又例如,在《漫長的革命》中,他說:

在大多數貧農和中農的支持下,「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被打下去了。舊的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思想又復活起來;以前的地主企圖東山再起和搞破壞,被制止了,後來再次抬頭,又被不間斷的宣傳和有組織的教育打退了[4]。

再如:

在城市裡,知識分子和農民或工人現在更難區分了。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一些架子,並且小心翼翼在群眾中培養他們的謙卑作風……人們顯得更加莊重,彼此見面時很有禮貌,具有一種沒有等級的新觀念[5] 。

著名女作家張戎在其《毛澤東: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將斯諾描述為「毛澤東的宣傳喉舌」,並且在神化毛澤東的問題上推波助瀾。她說,「斯諾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浪漫化了」[6]

斯諾甚至對毛澤東表達了他的忠心:根據專門研究斯諾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伯納德・托馬斯(Bernard Thomas)在斯諾從未公開發表的日記中發現他曾經這樣向毛澤東表忠:「我希望你沒有忘記,多年來我一直堅定地支持你偉大的領導」[7]。從這裡可以看到他醜陋的一面。

斯諾在晚年時確實也有後悔,根據上述伯納德・托馬斯寫的《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Seasons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1991),斯諾最後一次攜夫人洛伊絲的中國之行是在1970年—1971年之間,中國正處在文革紅色恐佈中,野蠻殘暴稍有停歇,斯諾覺得「中國是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北京,斯諾原在燕京大學的學生、譯員,當時的外交部長黃華說道:「我們都鄙視金錢和財產,要創造社會主義社會新型更高尚的人」。斯諾後來指出:「毛澤東支配中國的思想和行動的程度超過了我原來的想像」,他看見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斯諾反感又奇怪:「毛的思想是不是沙文主義?是不是埋葬了真理?是不是自相矛盾……」,斯諾來到清華大學,這裡被說成是「帝國主義的文化堡壘」,見許多人向黨交心,他覺得聽了四天向邪教主的懺侮,求祈再生。他認為,那就像宗教儀式,不知會重複多少遍。斯諾覺得那位軍宣隊官員,「好像真相信只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就會料事如神,預卜未來,真是虔誠如耶穌教徒。此人看起來自以為是、偽善,他卻自認為自己仁慈而講道理」。

斯諾去延安及南泥灣五七幹校,覺得那裡的苦行僧情形同監獄生活。回到西安,斯諾對一路見聞仔細思考:「在一個地位日益顯赫的新的神權階層看來,所有不同意見或補充性的思想都是異端邪說」。又回到北京,斯諾來到從沙灘紅樓遷到他從前教書的燕京大學原址的北京大學參觀。他聽到介紹,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解放前是「帝國主義文化機構」,解放後才獲新生,頗感震驚。

1970年十一國慶日,斯諾和毛澤東在北京。網絡照片

1970年11月份,斯諾出行後再次回到北京,獲悉艾黎[8]的養子艾倫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囚禁在西北,在監獄裡「他周圍所有同志都死於毆打、饑餓、凍餒和自殺」。「艾倫是逃跑出來,最後周恩來干預下才獲得解放」。12月,斯諾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埸全面內戰。必須與反革命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斯諾認為「毛澤東巧妙地開脫自已的責任」。毛回答斯諾的提問時說:「人們崇拜毛澤東『是正當的』」。毛澤東還論證崇拜在政治上的必要性,說:「皇帝崇拜」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毛提醒斯諾,「他在1963年就說過赫魯曉夫倒台與他缺少個人崇拜有關」。毛向斯諾透露,「隨後要掀起對毛澤東崇拜的大規模宣傳,那是必不可少的,那樣才可以打倒劉少奇奪回領導權」。

毛澤東告訴斯諾,「四個偉大」中(按:這是林彪提出的:「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他只渴望當智慧導師。斯諾發現毛一面以自已是湖南師範學校背景為榮,一方面又辱罵中國的教師群體,將他們通稱為資產階級臭知識分子。斯諾又發現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1971年2月6日,身體不好的斯諾經廣州去香港,精疲力竭,情緒低落,中國之行刺激了他,使他感到困惑不安,覺得新發現的毛澤東可鄙可厭,他十分後悔寫那本《西行漫記》。一年後,癌症奪去了斯諾的生命。伯納德・托馬斯根據斯諾四十餘天的日記,整理成書出版(以上摘錄自《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

斯諾雖然晚年後悔,但他造成的禍害卻延續至今:他對中共以及共產中國的描繪嚴重誤導了整個西方世界,起誤導作用的當然不只他一人,而是整個西方左翼學者、記者、以及所謂「中國通」群體(篇幅關係這裡無法展開來談)。所以,美國今天反思對華政策失誤,一直追溯到1930年代他的《西行漫記》,原因在此。

註釋:

1) 見奚博銓翻譯埃德加・斯諾的《紅色中華散記》,譯序,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

2) 見[美]亨利・基辛格(1980)《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三冊)(楊靜予等譯),頁354

3) [美]埃德加・斯諾(1984)《大河彼岸》:新華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70年),頁445

4) [美]埃德加・斯諾(1975)《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73年),頁85

5) [美]埃德加・斯諾 (1975).《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著出版於1973年),頁23

6) 見 Chang, J. & Halliday, J. (2005).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頁106

7) [美]伯納德・托馬斯(1999)《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吳乃華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96年),頁420

8) 指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年),男,新西蘭左翼作家,斯諾的好朋友,兩人曾經在中國大陸開展「工業合作社運動」,長期旅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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