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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國際視野,如何管治「亞洲國際都會」?


可能大多數人都忘記了: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在1999年的施政報告中定位香港為「亞洲國際都會」。之後,他還煞有介事地聘用形象顧問,協助建立和宣傳「亞洲國際都會」品牌。到今天,特區政府名義上仍然維持這個定位,但就像「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嚴重走樣一樣,特區政府和北京早已經把「亞洲國際都會」理解成為大灣區南方一個城市,在全國範圍可能只是一個二線城市,與北京、上海相比當然差了一截,甚至連深圳都不如。

不少人認為,香港現時的生產總值只有中國百分之三左右,對中國的重要性相對於回歸時已經大大減少。這是膚淺的觀點。國際都會的重要性並不是單以整體產值衡量,而是在於它在國際關係中的戰略角色。
 
8月7日,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發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長文,評論中美關係。回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較早時有關五十年前中美關係正常化開始的評論,楊潔篪推崇毛澤東和周恩來高瞻遠矚,親自決策並推動實施「乒乓外交」,安排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華和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的破冰之旅。
 
楊潔篪沒有講到,在國共內戰後期,毛周對香港的處理也是高瞻遠矚。1949年解放軍兵臨深圳河,當時如果中共決心解放香港,相信英國沒有意志也沒有能力阻止。但中共讓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就是不想剛剛建國便與西方陣營有太多衝突。
 
事後證明,中共沒有在1949年解放香港,是利多於弊。英國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大國。1950年,韓戰爆發。在蘇聯壓力下,中國被迫參戰,與美國改善關係的殘餘希望破滅,然後還要遭受美國牽頭的聯合國制裁。幸而當時還有一個處於西方陣營之內的小小香港。香港最早期的愛國資本家就是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來協助中國突破西方陣營的封鎖。有關故事後來已在不少歷史回顧中披露。
 
1950年,香港什麼都會都不是,重光不過幾年,百廢待舉,但香港已經是一個不平凡的中國城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它與中國大陸不一樣的國際地位。往後四十多年直至回歸,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都會,這個因素一直在發揮作用。到了今天,香港成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其國際地位仍然是中國其他地方無法取代。

中共好幾代領導人,都明智地利用香港的國際地位為國家增值。但今天北京卻好像視這種地位為毒瘤,去之而後快。可是正因為香港是國際都會,北京對香港的高壓政策反為美國所利用,成為美國組織國際聯盟制約中國的有力依據。北京把本應是自己國家的資產拱手授予他人用來打擊自己,實在愚不可及。

美國向中國發動「新冷戰」,在貿易戰和新冠病毒兩個課題上都無法動員西方盟友及其他民主國家支持。但因應香港問題,愈來愈多國家聯手向中國施壓,除了口頭表示關注外,已經出現了為香港人提供入證移民優惠、中止與香港的引渡安排等措施。如無意外,不少西方國家會追隨美國考慮和提出制裁措施。這些措施當然首先是對香港不利,但同時也是對整體中國不利。
 
有西方和民主國家願意為香港「得罪」中國,原因就是香港的國際地位。在道德層面,有關北京和特區政府打壓香港人的資訊在國際社會廣泛流傳。無論是這些國家的公民團體、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員都不能視而不見。
 
在利益層面,香港是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很多發達國家都在香港有重大利益,不想見到香港制度轉變。他們亦難接受北京動不動就批評外國人在香港的活動是干涉內政。畢竟作為一個國際都會,香港一定是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地方。所以要管治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沒有國際視野祗會搞到一團糟。香港本地官僚和商界固然鮮有這種視野,遺憾的是主理香港事務的中共官員亦愈來愈缺乏國際視野。回歸前後的幾年,除了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外,對香港事務有主要話語權的是長期領導外交事務的副總理錢其琛。中聯辦第一位主任姜恩柱原來是外交部副部長,謙虛地説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香港在1997年能夠平穩過渡,是中國政策、港人努力和國際社會幾者配合共同促成。

今天,主導香港政策的是政法系統,他們的專長是對敵鬥爭,打擊異見。執行政策的是前地方官員,他們的專長是迎合上意,弄權謀利。香港本地的官僚和親北京政客就更不消提了,他們鼠目寸光,只懂唯命是從。

管治一個國際都會不容易,不過要搞爛它一點也不難。上一次庚子年,1960年,中國活在大躍進的浮誇中,最後餓孚遍野。再上一次庚子年,1900年,中國活在義和團的愚昧中,引致八國聯軍侵華。難道攬炒就是庚子年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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