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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集體創傷 恐延下一代 「創傷同學會」山地:以聆聽轉化傷痛


盛夏再來,一年以來的社會事件,揭開城市的千瘡百孔,憤怒、內疚、傷心、絕望等負面情緒多得叫人麻木。早前港大精神醫學系調查發現,持續的社會事件與疫症爆發的互相影響下,七成人有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四成人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狀。《Breakazine》前總編李玉霞(山地)感覺香港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創傷,逐與朋友組織「創傷同學會」,盼與港人一同轉化集體傷痛。

身形嬌小的山地,年約五十,一頭短髮。訪問前,她在放滿陶器的大廳徐徐走動,面帶笑容整理剛做好的陶泥,夕陽落在身上,一臉從容自若,話題卻離不開「創傷」這課題。

山地正進行「100個香港人的這一年」故事收集計劃,期望以日常故事,疏理歷史肌理,「聽人講故仔對我嚟講係一個抗爭嚟㗎﹗」(鄭悅庭攝)

有學者形容,創傷是「令人不勝負荷的的經驗」。當人遇到劇變,如疾病、親人離世、暴力對待等,就有機會出現無法承受的心理壓力,造成心理創傷,其中約有8至20%的人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社會創傷則是由長期持續、牽涉群體的社會事件引起。過去一年反修例運動中,逾8000人被捕、1700人被告、逾萬顆催淚彈等,連串事件帶來的震撼,都可能引發人內心的創傷。

山地相信,與人分享是一種很直接的療傷方式。「聆聽能夠分享別人的痛苦。可能你同佢疏理後,佢有新嘅發現,呢個就係轉化嘅過程。」人有很強的自癒能力,只要有個樹窿傾傾,了解自己真正需要,很多時就找到轉化的出路。

她以電影《玩轉腦朋友》中陸沉的島嶼為喻,當人不再與自己、別人連繫,最壞的情況會令人崩潰。經歷社會創傷的人,會感覺無力,但又有機會突然暴怒,將壓抑的能量向他人發泄,有可能帶來更多社會傷害,甚至將創傷延至下一代,造成惡性循環。

去年11月,她與研究非暴力溝通的學者池衍昌與曹文傑成立「創傷同學會」(From Trauma to Transformation),透過知識分享和真誠溝通,幫人轉化傷痛。同學會主要有7位成員,包括臨床心理學家葉劍青、插畫師含蓄等。學者們主要提供線上課程、讀書會,嘗試實踐理論;而山地就負責策劃活動、管理線上文宣,又與另一位同是記者出身的成員,以訪問形式紀錄港人的故事。同學會不時有線上小組分享,人數限制20人左右,讓網友暢所欲言;又舉辦讀書會,百多人同讀與社會改變有關的書。

「有個字叫Post-traumatic growth(創傷後成長),類似我經歷大病險死後,會更加珍惜人生,所以我覺得港人經歷過呢個傷,亦有機會變得更好。」成長包含不同面向,如價值觀改變、擴闊對社會的想像等。

山地低聲細語,時會咳嗽,說話久了要「回氣」。原來兩年前她因被蜱蟲咬而患上斑疹傷寒,肺部肝臟相繼倒下,一度被送進深切治療部,後來痊癒,肺部功能卻從此大大受損。曾於死亡邊緣遊走,又經歷過婚姻破裂、至親離世,她淡然道:「由有到冇,會突然覺得個世界絕望,但其實唔係,苦難一直都係常態。」

痛苦的人生經驗,令她對別人的創傷有一份共鳴,她很喜歡梁繼平曾說的一句話︰「『真正連結香港人嘅係痛苦』,我覺得好真實。」

 山地曾以傷心的抗爭者為藍本製作陶瓷。 (鄭悅庭攝)


山地予人感覺溫柔平和,思考時會精靈轉動眼珠,像充滿睿智的老師,也像凡事包容的朋友,是那種令人不禁盡訴心中情的人。

在創傷同學會活動中,她曾接觸過數十個故事。有男生一見她就滔滔不絕,言談間卻流露繃緊的感覺,細問之下,才知他只有25歲,抗爭期間當過送物資、車隊、心理輔導,更為了課金而找更多工作賺錢,但一邊全情投入運動,一邊又質疑自己做得是否足夠。「25歲嘅資源其實有限,心靈承受能力都有限,但因為出嚟嗰啲更細個,佢覺得自己已經係上一代嘅人,要take up中間連繫的工作。」最後,男生需接受專業心理治療。

山地又難忘一名廿歲出頭的女生對她說:「我會喺30歲之前非自然死亡。」原來那位女生曾經歷友人自殺,但身邊的成年人卻不願承擔,讓她覺得人長大後就會腐化,想在自己最光輝的時候告別。山地慨嘆:「我發現佢哋其實睇透成年人嘅世界,當時聽她如此說,內心都幾難過,原來死亡係佢哋一個解脫。或者佢已經對未來無希望,因為每個人都會長大,長大便一定corrupt。」

走在街頭,抗爭者的身份和故事都被black bloc掩蓋,但現實是卸下gear後,各人也要面對不同的人生課題。山地坦言,不少年青人本身也面對家庭問題,例如中港家庭、單親家庭等。當這些年青人再遭受社會創傷,很難獲得家人的情感支援及經濟支持,最後孤立無援。

她認識了一位前線巴,同一時間經歷被趕出家門、失業、被捕等人生大事,她托托眼鏡唏噓說:「過去一年,我諗好多人都經歷緊一啲好多人一世都唔會經歷到嘅嘢。」

山地閱讀大量與創傷和溝通相關的書籍,希望擴闊對未來的想像。(鄭悅庭攝)


「聆聽」驟聽很老土,卻能帶來療癒之效。「要學㗎,但並非受傷者去學,而係其他稍為健康嘅人學,要重新學過點聽、點講,聽完去支持佢哋,唔係又打又殺、又鬧又批判。」她認為並非只有專業人士才做到好的聆聽者:「我哋好想提出,其實所有人都做到,亦咁樣先可以達到collective resilience(集體抗逆力)。」

然而,很多人習慣把負面情緒藏起來,也許是怕成為別人負擔,也許是覺得別人不明白,也許是以為時間會撫平傷口,更可能是社會瀰漫白色恐怖,人與人之間失去互信,難將心底話宣之於口。然而,情緒無法疏導,被困於身體之內,到一天承受不住就會大爆發。

對於早前有調查指本港七成人有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她認為這種集體創傷,要透過集體互相承托才能解決。她提醒,當負面情緒影響到日常生活,如吃不下、睡不安等,就是時候找人傾訴,別視自己為一個問題,畢竟現時社會氣氛下,有負面情緒也是很普遍的事。

作為聆聽者的一方,就要專心細聽對方心聲,避免否定對方的情緒,亦可嘗試問得深入一點,如「為甚麼你會有這種情況?」、「你有甚麼需要?」等等,逐步為對方疏理情緒。當透過對話令彼此看見和理解對方,這種連繫就能化解許多內心鬱結。

聆聽者唔易做,曾在《讀者文摘》及《Breakazine》工作的她,當了逾十年傳媒人,訪問過的人不計其數,但在今次計劃中,她也曾承受不住。

那是一位被捕人士的母親,兒子因被控以嚴重罪行而一直被囚,那位痛失兒子的母親甫見山地,就嚎啕大哭。山地當時反應不過來,面對眼前傷心欲絕的婦人,雖然心在痛,卻只懂如常掛著微笑訪問。「我當時感覺係要扮一個記者咁,保持專業,但回家後自己有兩個禮拜都function(運作)唔到。」

經此一役,她更明白年輕人為何常說「聽到警車聲會突然好驚」︰「那段日子我望上天空,都會覺得有人會跌落嚟咁。有些創傷未必要自己經歷,就算你聽返嚟或睇直播,都會感受到那份恐懼。」

後來,她找到了些課程,才明白自己一個人承受不了那麼沉重的故事。於是再與婦人聯絡,坦誠對話,彼此當了朋友。

 

泥土讓山地想起人的本質:「每個人都係泥土,泥土係我哋一個common ground。」 (鄭悅庭攝)


回想起來,創傷同學會成立了不過九個月,但構思早在去年八月萌芽。

去年六月,她離開了工作十年的書誌,起程到外國度假。原來的閑情逸致,卻變成缺席運動的內疚。七月中回家,她形容心情很「mix」,「我諗好多人嘅感受都係:『我企咩位呢?我點樣參與呢個運動呢?』」

為了知道離港時發生的事,她找來三位受訪者,包括在7.21元朗事件中,被白衣人襲擊的廚師蘇先生。傷痕已消退的蘇先生,覆述在西鐵站經歷時仍然激動,她猶記得蘇先生說:「你哋同我哋唔同,你無被人打過。我每一次睇返啲片都會好嬲,無法忘記,因為(創傷)係喺身體裏頭。」這段話打進她的心,她開始感受到那種入肉的傷。及後兩位受訪者均提到了「傷痕」,她就以《港殤》為題寫了三篇人物專訪,希望引起關注。

寫畢專訪,她籌算還可做些甚麼之際,碰巧暑假期間遇到一班教師,正苦惱地討論開學後應如何處理學生情緒。她愈想愈不對勁,也許在機構眼中,只要撥款訓練教職員,輔導學生,問題就告一段落,但她不同意:「這是一個社會正義的問題,當公義不再時,我哋如何面對公義得不到滿足的問題﹗」如今說起來她仍然動氣。於是,她決心成立一個以年輕人為對象,與創傷、社會轉化有關的組織,正視香城上空越來越厚的烏雲。

山地去年與友人一起成立「創傷同學會」,他們相信港人經歷的社會創傷,是通往社會轉化的入口。(創傷同學會FB截圖)

山地是李玉霞的別名,那是因為她曾到自然學校採訪,就將英文名Sandy改成「山地」。沒想到,這位城市人從此愛上大自然,閒時到農田種粟米蕃茄,也愛造陶瓷。說起大自然,她開懷笑了:「慢慢先知道其實人、社會、大自然根本就連繫埋一齊,先覺得要重新學習點做返個人。」

她覺得「做返個人」,是指做一個集體的人。人與自己、與別人相處,也是一件公共的事,問題在於是否曉得真誠溝通相處。作為基督徒,她認為學習互相承托、接納和相愛,其實是回歸基本。她把玩手上的陶泥,靈巧地以工具為公仔添上輪廓。「我都係一個好自我、睇唔到別人需要嘅人嚟,所以專登整陶瓷人,迫自己去留意對方係點,學習同人連繫。」

她希望稍後可為受訪者出版小冊子及舉辦展覽,讓人有個講故事的空間。再長遠一點,她想推動「轉型正義」,當中涉及真相調查、追究加害者、賠償受害者等。「我哋可以點樣搵到真相呢?或者係冇真相嘅環境,點樣搵真相?我覺得自己最終想做嘅係這件事。」

當人無法回到痛苦發生以前,但能在創傷中有所冀盼,也許就是轉化重生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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