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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任VS總辭】獨裁下的議會抗爭:委國杯葛招惡法 哥倫比亞逼政權犯錯


議會路線苦無突破下,議員是守到最後一分鐘,還是杯葛另起爐灶走向街頭,不只是香港民主陣營要面對難題,國際間極權統治下的反對陣營亦面對類似兩難局面。

委內瑞拉及哥倫比亞在約2000年起先後面對獨裁傾向的強人統治,美國猶他州大學助理教授Laura Gamboa 2017年研究顯示,委內瑞拉反對派發動政變及全面杯葛議會,但導致一條政府法案平均通過時間快了將近6倍。至於哥倫比亞,Gamboa研究指反對派透過議會拉布,迫使執政黨違反程序,令法院有理由介入及廢除法律,阻止或至少減慢獨裁者擴權。

Gamboa接受眾新聞書面訪問時指出,對於議會路線應該以防禦(protective)及利用制度保護民主,而非斷送民主,寄語香港民主派必須跳出及智取北京製造的兩難及氣餒感。

但另一名研究獨裁政體的城大亞洲及國際學系助理教授斯蒂芬・奧特曼(Stephan Ortmann)向眾新聞坦言,杯葛立法會與否分別不大,民主派頂多失去發聲平台,因為在北京控制全面法律及詮釋下,走法律程序已經沒有太大意思,本港反對陣營除了繼續示威及北京陳情,並無他法。

查韋斯主持自己的電視節目,民望未受反對派攻擊影響。網絡截圖

獨裁者查韋斯(Hugo Chavez)1999年起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任內將民主制度變成為獨裁體制,卻無阻他民望高企,直至2013年身亡。另一邊廂,另一個南美國家哥倫比亞的前總統烏力貝(Alvaro Uribe)在2002年至2010年任內,同樣嘗試擴權及減少國會制衡。兩人分別提出的法律包括,廢除總統連任的限制、減少國會議席數目、增加總統權利、削減憲法法院及最高法院權利等,及涉嫌操控選舉。但最終,反對派阻力下,哥倫比亞未全然變成專制。兩國為何有此分別?

Gamboa 2017年研究透過與當地法官、政治人物、記者、學者及檔案研究等,探討反對陣營在制度內外扮演的角色。

委內瑞拉的反對陣營由傳媒東主、工會、商會及公民團體組成,相對獲得中產及上層支持。在查韋斯1999年上任後推動延長總統任期一年及可立即再連任,在2001年11月嘗試再下一城,加強產油公司國有化,及弱化私人土地擁有權。反對派先後發動政變(2002年)、全國罷工(2003年)及杯葛選舉(2005年)。2002年政變引發激烈衝突,但與其後的罷工失敗,導致多名反對派領袖被捕,查韋斯不但沒有下台,反而民望谷底反彈,此消彼長下,反對派當地及國際支援減少。

在2004年彈劾查韋斯公投失敗後,反對陣營進一步分裂。Gamboa在研究中形容,溫和反對派希望接受彈劾公投失敗及參與大選,但激進一翼質疑是騙局,認為應該透過杯葛大選令查韋斯失去認受性,所以推動參選人及選民杯葛大選。

研究形容此舉最後「適得其反」,執政黨除了獲得所有國會議席,政府法案也加速通過,由杯葛前平均要217日才通過一條法案,至杯葛後的平均37日就完成,包括查韋斯的國有化計劃及修改議事規則等。2009年,委內瑞拉全國第二次公投通過總統可以無限次連任,正式完成民主侵蝕的過程。

至於哥倫比亞,當地反對黨聯盟主要依賴制度抗爭及體制外的溫和路線,並用議會程序及監察機構來阻擋法案辯論,成功拖慢部分爭議法案通過時間,或者製造程序不公令法院有理由頒布法律違憲。

當中例子包括,總統烏力貝2002年一上任包括DQ議員資格的公投法案,平日委員會辯論一至四場辯論,而公投法案平均每個建議都要七場辯論,並用延長的時間修訂法案「減辣」,包括不再建議即時重選國會,國會議席減少20%而非原先30%;同時反對派選擇比較溫和目標,至少呼籲公眾投棄權,最終只得一條公投題目達至通過的門檻。

反對派亦透過議會內抗爭迫使政府犯錯,導致法庭有角色介入阻止惡法。例如,總統烏力貝推動反恐法例、容許執法機關無手令搜查及拘禁,反對派成功令國會在混亂中而無足夠法定人數下,將議案表決,其後重啟辯論再次被指違反程序。在容許總統第三度連任的議案中,議員也是不斷打鐘、提出修正案、甚至為同僚默哀等方式,成功拖延到立法年度最後一日,迫使烏力貝要延長立法年度一日完成表決。憲法法院最終以行政程序欠妥,裁定政府兩個法案敗訴及法案無效。

Gamboa形容,法院並非無可能基於法案實質內容廢除法案,但用行政程序不妥對法院來說是更容易及安全,尤其是當總統有公眾支持。「雖然反對派在議會阻止不了法案,但拖延策略及宣示不公的制度策略證明有效⋯⋯最終也導致了烏力貝下台,令哥倫比亞免於民主侵蝕。」

猶他大學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Laura Gamboa

她在研究中總結說,兩地的反對黨原先在制度內有一定利用價值(leverage),「哥倫比亞的反對派利用這來保護體制資源,最終阻止了烏力貝的第二度連任改革;委內瑞拉的反對派則放棄了這作用,而選擇制度外策略,希望將查韋斯拉下台,後者令他們失去制度資源,查韋斯借機推動更激進改革。」

Gamboa接受眾新聞書面專訪時指出,哥倫比亞及委內瑞拉研究建基於三點:一、國家基本上是民主,反對派可有意義地接觸資源,例如議席及司法濟助等;同時兩地領袖希望維持表面民主,及最後本地及國際傾向民主。

在此前提下,她表示,明白及理解民主派對議會去留的兩難,但認為擺脫這種氣餒,「極權就是指望這種氣餒令反對派犯錯」。

她認為,反對陣營對議會路線應以防禦(protective)思維。「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反對派很少機會可以推動他們的議題,也不能期望他們在法庭或者立法機構這樣做。反而,他們是用所有制度(或者制度外)的資源來保護民主,而非斷送他們。利用制度去警告、拖延及妨礙闊權,及社會運動保護民主派議員、法官及官僚免受報復。」

她舉例說,波蘭執政黨2017年曾禁止傳媒進入國會大樓,反對派在議會沒有足夠票數停止法案,但他們盡量阻撓及爭取了公眾支持。「這有制止到執政黨破壞民主?沒有,但至於拖延,是有的。它給了反對派時間,令他們繼續生存及再搏鬥。」

在不直接評論香港及議會生態下,她表示,如果立法會對民主派的限制到他們無事可為,或杯葛議會可免牢獄之災,則可以棄守議會;但反過來,如果措施純粹是象徵性,則可能不值得冒險,因為會導致失去監察政府、適時獲得資訊,或警告全世界的平台,正如2005年杯葛議會的委內瑞拉反對派一樣。

專門研究反對派動員理論的新加坡國立政治大學高級導師翁加運(Elvin Ong)補充說,反對黨派在極權政權中雖然面對很多限制,但仍然可以揭發政府的流弊及爭取支持。他形容,溫和和激進反對派之間出現分歧和衝突,在世界各地都相當普遍,總括而言,當鄰近選舉時反對黨派之間有更多誘因合作。

城大奧特曼指出,香港的選舉本身都未必有正當性,甚至可能只是有投票權的諮詢體制。他表示,過去假設政府行事公正,如今押後選舉等重創政府公信力,正當性完全建基表現,且受制疫情的局勢否動,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杯葛立法會與否沒有太大分別,唯一差別,是民主派可能失去表達意見的平台。

他形容,在北京掌控法律的解釋權,下次選舉可以取消所有民主派資格下,香港已經變成了封閉式的專權政體,選舉只是行禮如儀,不會考慮公眾情緒。

當香港進入所謂封閉式的專權政體,奧特曼說,不論是政改及香港高度自治也如是,就是選舉未必能夠帶來太大改變,改變主動權是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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